1932年7月,蒋介石将10篇1932年7月,蒋介石将 茹素2013／8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选择逻辑及其演进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研究对象刘显利摘人民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1932年7月,蒋介石将1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1932年7月,蒋介石将
素2013／ 8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选择逻辑及其演进 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研 究对象 刘 显 利 摘 人民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 ， 成立 苏维埃政府 ， 创造性地运 用 马克 思主 义 农业 合作 理 论与 中国 民间传 统 劳动 互助 形 式相结合． 创设“ 耕田队” 、 “ 劳动互助社 ” 、 “ 犁牛合作社” 等 农业 生产 互助合 作形 式 ． 并在相 关政 策 文件的 指导 下进行 了轰 轰烈烈 的农 业 生产互助 合作 运动 ． 呈现 出战 时农 业 生 产互助合作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 为改善革命根据地 人民的生活， 支援 革命战争． 积累了宝贵的基本经验。关键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农业生产 ； 互助合作 中图分 类号 ：K263 文 献标识 码 ：A 文章编 号 ：1001— 490X (2013)8- 074— 03 作者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湖南，长沙，
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 4 l0083 基金项 目：中南大学 2010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扶植计划 资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群 众创建革命根据地， 成立苏维埃政府，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 义农业合作理论与中国民间传统劳动互助形式相结合，创设 “耕田队” 、 “劳动互助社” 、 “犁牛合作社”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形式． 并在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生 产互助合作运动． 呈现出战时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特点。
它的
产生和发展， 对于改善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 保障供给． 支 援革命战争，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一选择的存量：
农业生产互助面对的现实难题 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联合帝国主
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进行了
野蛮的屠杀， 并建立了与北洋军阀一脉相传的封建买办政权。
在党的“八七”会议总方针指导下， 饥寒交迫的人民群众 ， 为了
推翻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旧制度． 先后在三百多个县奋起举行 武装起义． 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 、 湘鄂 西革命根据地等十几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对各个革命 根据地进行“围剿”． 企图把革命扼杀。
为了巩固发展革命根据 地， 支援革命战争。
根据地的大批青年参军参战。
据记载， 兴国
县长岗乡青年、 壮年男女1o0人中有80人当红军、 上杭县才溪 乡100个青壮年中有88人当红军。
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在“围剿” 中对根据地人民疯狂屠杀，致使革命根据地内劳动力严重不
足。
不少地方的农村， 无劳动力或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占总农户 的四分之三。① 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铁桶式的经济封 锁，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施行物质封锁、 交通封锁 、 邮电封锁。
凡 粮食、 食盐、 汽油、 洋油、 电料、 信件报纸、 药品器材以及可供制 造军用品之材料等严禁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输入：中央革命根 据地生产的货物绝对禁止输出。敌人的经济封锁使中央革命 根据地的经济遭到很大破坏， 农民生产 来的稻谷 、 花生、 大 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 ， 而中央革命根据地所需的食盐 、 洋布、
煤油、 西药等工业品又运不进来， 十分奇缺。敌人的军事“ 围 剿”使许多地方的耕畜被杀， 农具被焚。
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 耕畜农具严重缺乏。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贫农、 雇农， 约有 25％户缺少耕牛。仅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荒芜耕地100万余万
担。
因此， 采用各种劳动互助形式， 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 解决 劳动力、 耕牛、 农具不足问题， 成为发展农业生产， 支援革命战
争． 改善群众生活的一项最基本任务。
二 选择的路向：
农业生产互助依据的政策文本 t 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全面解决革命根据地劳动 力、 耕牛、 农具严重不足的问题， 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 出
台了一些有关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政策文件。
1932年2月，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 关于春耕问题 的训令》 。训令提出， 各级政府在春耕运动中要以贫雇农为骨 干。
发动广大农民， 组织劳动互助， 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 并 设立犁牛站， 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强调， 要努力解决春 耕中各种困难问题， 使今年粮食收获大大增加． 来改善群众生 活， 来加强对外发展的力量。~1932年7月， 蒋介石向中央根据 地发动第四次围攻时， 中共中央发布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 ， 中央工农民
主政府指示各乡、 区、 县的赤卫军从多方面出击， 实行联防， 武 装保护秋收：
号召广大农民组织收获队、 割禾队、 突击队、 冲锋 队等劳动组织， 利用余力帮助其他人工较少的农家。
对于红军 家属尤其是对于红军公田， 更要发动群众组织“突击队” “ 冲锋 队” 以革命竞赛的方法， 首先实行援助。
之后． 通过总结各地劳动互助社经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于1 933年颁布了 《 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 ， 《 纲 要》 规定了劳动互助社的作用 ， 性质 ， 劳动力调剂的组织管理 原则与方法， 工资结算与分配等。《 纲要》 的颁布， 有力地推动 了根据地劳动互助社的发展，在当时成为农业生产的中心环 节。
为解决农业生产中耕牛农具不足， 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土 地人民委员部颁布了《 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 ， 同年4月1 3日
又颁发了《 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 。
同时， 为免除红军战
士的后顾之忧， 中国共产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颁 布。
T 《 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 。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种 和收获， 劳动互助社担负帮助红军家属生产的任务． 犁牛合作 社也对红军家属使用耕牛规定了优待办法。
在这些政策文本的指导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 人民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为应对国
民党对根据地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选择的实践：
农业生产互助进行的具体操练 革命根据地的农民， 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创造了许多 新的劳动互助合作形式。
(一)“ 耕田队”及其组织管理 1 929年，上杭县才溪乡的农民．创造了耕田队的组织形 式。
耕田队由雇农、 贫农、 中农组成， 义务帮助无劳动力和劳动
力不足的红军家属耕种、 收获等劳动互助。
其一是南村民或劳 动互助社社员组成。如瑞金江背乡的耕田队， 全乡一个大队，
每村设一分队， 分队下设小组， 每组10—1 5人， 共计1 40余人。
每逢星期日， 全员 动 ， 分头给金乡120余家红属耕种田地或 其他工作。
其二是由劳动力的红属组成。
为了鼓励他们积极参 加生产， 一方面赋予他们一个光荣称号——模范耕田队． 另一 方面支付相应劳动报酬。
以长岗乡模范耕田队为例。
全乡4村，
有红属约70人， 一村一队， 队下设组 ， 每组负责其附近几家或 10几家。
劳动力的全面调剂由乡村负责。
劳动互助社社员帮助 红属耕田， 不要工钱， 模范队帮助群众耕田则要支付报酬。
耕田队这种优待军属办法 ． 似乎不符合合作经济组织的
平等互利原则。
在经济学上看， 这种作法是单向帮助或是战时 义务工。
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 政治、 军事、 经济需要被统筹考 量。如果没有战争的胜利， 没有红色政权的存在． 则一切互助 社员的生产、 生活， 目 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都付诸东流。
故为红 属种田， 解除红军战士后颐之忧， 使劳动互助社员们获得生命 财产和家舍田园安全之利 ， 也是一种互利。
(二)劳动互助社及其组织管理 1 931年，上杭县才溪乡农民又创造了劳动互助社的组织 形式， 成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劳动互助社。
互助社由社 员公推互助社委员五人，其中主任负责全乡范围的劳动力调 剂； 四个村每村一个委员， 负责一个村的劳动力调剂。每个委 员对全村谁家有多少劳动力， 谁家什么时候需请多少人工。
什 么时候有多少多余劳动力能出1二 ， 都有登记， 按需派工。
请工的
T 资由雇佣双方商定， 委员不加干预。
这种调剂劳动力的办法，
后来发展到区与区、 乡与乡之间。
例如在下种的时候， 有水区与 无水区的农民开展互助， 以调剂来缓解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 在总结各地劳动力互助组织的经验后， 到1 933年春． 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 《 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 ，
《 纲要》 提出， 劳动互助社以村为单位组织， 最大的只能以乡为
范围。
加入互助社者以家为单位， 凡是农民(贫农、 中农) 、 农业 工人及其他有选举权的人， 不论男女老幼都可加入。
但人社必 须坚持自 愿， 不得强迫命令。
地主、 富农、 资本家及其他无选择 权者， 一律不准人社。同时， 劳动互助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 员大会。
《 纲要》 还提及， 社员互助做工， 要计算工资。
每个社员
帮别人做了多少天工， 别人帮自己做了多少天工． 都由互助社 进行登记， 由互助社统一结算。互助社除社员互助外． 还担负 为红军家属代耕和帮助孤老的任务。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战争 环境下。
体现了自愿、 互利、 民主管理等原则和阶级友爱精神。
(三)犁牛合作社及其组织管理 1 933年初．瑞金县武阳区石水乡农民为解决耕牛不足问 题， 创造了犁牛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该乡当时有68户( 占总农 户的30％)272人没有耕牛， 过去他们都是租牛耕种。
乡贫农团 在共产党支部和乡政府领导下， 发动组织犁牛合作社， 省交牛 租。
他们以没收地主的两头牛及该牛所得的报酬1 50斤谷子为 基金。
要求每个社员入社时每担谷田交入社费3斤谷子购置新 牛。
这样不仅比自己买牛养牛可以节省许多， 也比向私人租牛 更要强好多倍。⑧ 犁牛合作社一般是以乡为单位组织， 在中共 支部和乡苏维埃领导下，发动全体无耕牛的红军家属和无牛 又无力购买的贫苦农民组成犁牛合作社。
耕牛的来源， 一是将 在查田运动中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器， 经贫农团全体同意，
无代价地交犁牛合作社， 归其所有：
二是发动基本农民群众 ，
自愿出钱人股添置耕牛农器：
三是拉牛入社。耕牛再不够时，
可经人民委员会批准， 从贫农捐款中拨一部份， 由区政府负责 出具领取， 借给犁牛社买牛。此外， 还可向信用合作社低利贷 款买牛@。
犁牛站的所有耕牛农具． 由全体站员选出一人， 负责 管理， 管理者的报酬， 由该社会议决定之。
如管理者不负责任，
乡主席或大多数社员提议， 得随时召集全体会议， 将他撤职，
甚至赔偿损失。为了优待红属， 犁牛站的耕牛农具， 必须先耕 种红军公田。为了 保障站员权益， 确保犁牛站能可持续发展。
犁牛站所有耕牛农具， 归全体站员公有。
每个站员都有借犁牛
站的耕牛农具之权。但每人所借期限和数量多少一定要分配 均匀。新生牛子应归站员公有， 非站员的基本农民群众， 如要 求加入犁牛站愿出相当的入站基金， 应可加入， 富农及一切阶 级异己分子则不让他们加入。⑧
四
选择的特色：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呈现的动力策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同．它是 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进行． 并以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革命 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在国民党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 反 “ 围剿” 战争持续不断。中央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呈现出以下 特点。
(一)政策文本的支持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是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如前所述， 党 和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些组建农业互助合作社的政策文件，
翻身获得了土地的中央根据地农民根据党和政府统一制定的 政策法令、章程规定，在革命根据地组建和发展农业互助合 作。合作社的性质从新旧参半以旧民主主义为主转变为完全 新民主主义的了，更重要的是在某些合作社还产生了一些社 会主义因素。如犁牛合作社中已有了集体公有财产，不少消 费、 粮食、 信用合作社中有苏维埃政府公股参加合作社经济，
这些合作社已成为国营经济同私营经济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
斗争的有力助手。
(二)组织管理的凝聚力
“合作社系由工农劳动群众集资组织的， 富农、 商人、 资本 家及剥削者均无权组织和参加。
在发展合作社运动中， 应该严 格防止这些分子混人， 以免破坏合作社。
”@ 发展合作社主要是 为了克服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而且又是在频繁的战争环 境和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 所以必须坚持阶级的原则。
把合
作社作为“ 阶级组织” ， 突出它抵制私人资本、 支持革命斗争的 功能。当时规定， “ 加入互助丰 十 者以家为单位， 凡是农民(含贫 农、 中农) 、 农业T 人及其他有选举权的人， 不论男女老幼， 都 可以加入， 但地主、 富农、 资本家以及其他无选举权的。
一律不 准入社。
”⑦ 犁牛站也以“雇农贫农及红军家属等为该犁牛站的 基本站员” ． “非站员的基本群众． 如要求加人犁牛站愿出相当 的人站基金， 应可加入。
富农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则不让他们 加入 ”@当时这些极左做法， 与合作社“ 门户开放” 的原则相 悖， 尤且是把“富农”也排斥在组织之外， 既不利于吸引投资， 也 容易激化对抗情绪， 不利于新生政权稳定， 但在特殊战争环境 下， 这种阶级组织合作社的发展可以调动贫雇农参与革命的积 极性。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常经济运转。
( 三)优抚红属 的向心力
革命根据地建立伊始，蒋介石就企图用严密的经济封锁 和残酷的军事围攻， 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保卫 胜利果实． 保卫苏维埃政权， 支援革命战争， 就成了革命根据 地所有人民的行动准则。革命根据地合作社的首要任务就是 支援战争． 保证战争对粮食、 手工业品的需要。
因此， 优抚红军 家属． 解除红军战士...
篇二：1932年7月,蒋介石将
文苑2013．11下 半 月专题研究专题研究随着苏区史研究的深入， 苏区干部教育这一课题引 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已有成果基本上限于对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干部教育概貌的梳理， 普遍认为各苏区几乎都开展了 干部教育活动， 而且 “干部队伍建设确实成绩很大”， 但是对苏区干部教育为何如此兴盛这个问题， 没有很好地予以回答。
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阐述， 以求抛砖引玉之效用。一、 干部队伍不适应革命需要苏区干部队伍的数量严重短缺。
红军和苏区初创 时期， 干部极端缺乏。
1927 年 12 月 30 日 ， 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出， 由于工作紧张和许多负责同志牺牲， 造成各地党组织大部分无人负责的局面， 因此请中央迅速派得力干部前来工作。
1928 年 2 月 10 日 ， 瞿秋白 指出：“白色恐怖到处摧毁我们的干部， 江苏已经很弱，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简直丧失大部分的 干部， 书记被杀， 北方顺直也是如此。
”［1］p511929 年 5 月 7 日 ， 鄂东北特委要求中央为其派军事总 指挥、 特委书记和军队政治工作、 CY、 工运人才， 以适应 “东北区在军事行动上占重要地位， 同时游击范围日 益扩大”［2］p39的形势。
并且在一个月 之内， 再次致电：“请中央火速派一负责的得力同志来， 指挥一切工作， 并且非派来不可”，工作人和总指挥人， 亦请火速派人来”［2］p111。1929 年 6 月 1“红军缺乏政治日 ， 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 因长期的斗争， 损失太多， 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 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
”［3］p6861931年 8 月 ， 中共中央指出：
“因干部需要的增加与干部缺乏， 形成干部恐慌的现象， 成为党在执行政治上组织上的紧急任务中一个严重的困难问 题。”［4］p33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成立时， 各类干部仍然紧缺。苏区中央局表示：
“干部非常缺乏，在各种工作都感困难， 请中央加派大批干部来此， 技术人员也缺乏得很。”［5］p1896为了 反“围剿”和苏区的建设， “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巩固各级党部和恢复已破坏的组织”［4］p337，“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各种干部人才去从事领导和开拓工作”［6］p56。
总之， “各种干部异常缺乏” 的情况， 在苏区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各地向中央要干部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 例如鄂豫皖 1931 年秋就向中央指名要求调用 刘伯承、李特。［7］p717苏区干部队伍的素质严重欠缺。
许多机关非常缺少文化工作人员， 有些小机关找一个文书也不容易。“有许多地方的政府往往因干部的文化程度太低、 缺乏工作能力，而对上级的命令和文件不能理解， 难以执行， 政府的日 常工作亦不能有计划的进行。
”［8］p80干部的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均较低，“因为革命根据地刚刚诞生， 广大干部参加革命时间较短， 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和修养”， “不识字的工作人员也很多， 因此苏维埃工作很难建立起来，上级的命令不能深刻了解的来执行”［6］p56。
另外， 军事干部的素质也很是欠缺。
红军中的多数指挥员尤其是基层指挥员 ， 基本上没有经过培训 ， 军事知识差， 不懂技术和战术。党员队伍状况制约了 苏区干部队伍建设。
干部主要从党员中产生， 党员的数量和质量从宏观上决定干部队伍的状况。
大革命失败后， 从 1927 年 4 月 到 11 月 ， 党员人数在半年之内减少了 4 万多人， 占总数的近 70%。［9］p1596之后党员人数有所增加， 到 1930 年 9 月 ， 党员人数达到 12.23万余人。［10］p73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 党员 数量猛增。
尤其是 1932 年夏至 1933 年秋， 几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后， 数量成倍增加， 总数将近 30 万。［11］p320-325埃韦特、王明和张闻天也在不同场合提到当 时的党员 人数为 40 万左［作者简介］黄宗华（1976—）， 男 ， 中 共江西省 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副 处长、副 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民国 史和江西地方史。卫平光（1979—）， 男 ， 南京大学中 华民国 史研究中 心博士生、中 共江西省 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 研究方向：
民国 史和江西地方史。试论苏区干部教育兴盛的原因黄宗华卫平光（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南昌330006）［摘要］已有学术成果表明 苏区 开展了 大规模的 干部教育， 但对于干部教育为 何兴盛这一课题缺乏研究。
本文认为 干部队伍不适应革命需要、面对严 酷“围 剿 ”的 现实压力 、中 共对干部教育非常重视、大革命时期 干部教育的 传统、国 民党干部教育的 促动、共产 国际和苏联的 推动等因 素， 共同 助推了 苏区 干部教育， 使得苏区 绘就了 繁荣昌 盛的 干部教育画 卷。［关键词］苏区干部教育兴盛原因4
党史文苑2013．11下 半 月专题研究专题研究右。［10］p738总之， 苏区全盛时期党员大约 30-40 万人。
苏区时期发展的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 这就决定了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 即 “少数党员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 小农意识较强， 或者是经不起革命挫折的考验”， 而且 “在党员发展过程中， 受到 ‘ 左’ 倾错误思想的影响， 一度只顾追求数量和规模， 缺乏训练和教育”［10］p741。
可见， 党员队伍存在两个特点：
一是开始规模很小， 后来因突击发展规模较大； 二是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党员队伍的状况决定了干部队伍的基础脆弱， 党员素养的不高决定了从中难以选拔出高素质的干部。二、 面对严酷“围剿”的现实压力中共经过武装抗争， 在全国建立了 多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局部执政。
但是，“围剿” 与反 “围剿” 始终是该时期最主要的一对关键词。
国民党对苏区的严酷 “围剿”，促使中共加强干部教育， 以增强保卫苏区的能力。到 1930 年夏， 全国已经建立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 大约 7 万人， 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 10 万人， 分布在湖南、 湖北、 江西、 福建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 区。［12］p280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以及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使得国民党极为震惊， 因而将 “围剿” 苏区提升到巩固统治的战略层面来施行。国 民党军事 “围 剿” 的重点是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
从 1930 年冬到 1931 年秋， 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 “围剿” 斗争。
在中央苏区进行三次反 “围剿” 斗争的同 时， 鄂豫皖根据地也进行了 反 “围剿” 斗争， 并取得重大胜利。
从 1930 年冬到 1932 年春，湘鄂西根据地也胜利地进行了 反 “围剿” 斗争。
1930 年11 月 ， 国民党军队以洪湖地区为重点， 分三期对湘鄂西根据地进行 “围剿”。
从 1930 年冬到 1932 年前后， 国民党当 局为了 配合对中央苏区的军事 “围剿”， 还分别发动了 对赣东北、 湘赣、 湘鄂赣等根据地的 “围剿”。
赣东北的红军粉碎了 国民党军队于 1930 年 11 月 和 1931 年 3 月发动的两次 “围剿”。
湘赣根据地的红军牵制一部分国民党 “围剿” 军队， 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 “围剿” 斗争。
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 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终于坚持下来。此外， 在这期间， 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在陕甘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琼崖红军第一独立师 （后正式定名为第二独立师）， 打破了 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东江地区的红十一军， 进行游击战争， 后被强大的敌军各个击破。
总体来看， 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军民的顽强战斗， 加之国民党方面面临的困境， 反 “围剿” 取得胜利， 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在瑞金成立。国民党不甘心失败， 于 1932 年 5 月 调集大批军队对苏区发动第四次 “围剿”。
从 1932 年 7 月 到 1933 年 3 月 ，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 先进攻鄂豫皖、 湘鄂西苏区， 准备在得手之后， 再全力 进攻中央苏区。
1932 年 7月 ， 蒋介石调动约 30 万军队， 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 “围剿”。
由 于错误的决策， 加之国 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 鄂豫皖苏区基本丧失。
蒋介石在 “围剿” 鄂豫皖苏区的同时， 另 以 10 万兵力向湘鄂西苏区发动进攻。
由 于主要领导者的冒险主义方针， 红三军遭到很大伤亡， 到 9 月初， 苏区大部分地区被国 民党军队占领。
1932 年 5 月 ，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 湘鄂西苏区发动 “围剿” 时， 已经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 “剿匪” 总司令部， 指挥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周恩来、 朱德等顶住苏区中央局的错误决策， 运用和发展以往反 “围剿” 的经验， 变被动为主动， 取得了第四次反 “围剿” 的胜利。
之后， 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 加之国民党汲取以往失败的教训， 使得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 “围剿” 遭到空前严重失败， 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综上所述， 在苏区建立和存续的时间内 ， 国民党军队一直在对苏区进行严酷 “围剿”。
这种强大的压力使得中共及其军队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来打破 “围剿”，其中就包括加强军事干部的教育， 以使得他们提高作战的本领； 加强地方党政干部的教育， 以提高他们管理苏区行政事务、 组织经济建设的本领。
中共大规模、 正规化的干部教育也正是在该阶段于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展开的。可以说， 外来 “围剿” 压力， 增强了中共进行干部教育的自 觉性和紧迫性。三、 中共对干部教育非常重视中 共中 央深刻 阐 述干 部教育的 重要 性 。
1929 年 12月 ，《古田 会议决议案》 中的 “党内 教育问题” 就指出 ：“红军党内 最迫切的问题， 要算是教育的问题”， 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
1931 年 2 月 19 日 ， 中共中央指出：“要毫不犹豫的引 进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担任实际工作， 而绝不是空担名 义， 这样， 才能在工作中培养干部，创造干部。
”［4］p1121931 年 6 月 16 日 ， 中共中央强调：
“要千百倍的努力引 进和训练新的干部， 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中来。
苏区党部对于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的决议与苏区办干部学校的计划， 必须加紧进行。
”［4］p3281931 年 8 月27 日 ， 中共中央指出 ：
“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 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没有真正能工作的干部， 一切计划和决定，将成为纸上空谈。
”［4］p341在同一决议中， 中共中央要求：
“各省委与地方党部， 必须战胜一切困难， 有计划的去进行各种训 练班的工作”， “苏维埃区域最近更需要特别去做提拔与训练干部的工作”， “要把这一工作（即干部教育）看成是组织上最重要的任务”［4］p343-344。
1931 年 8 月 30 日 ， 中共中央指出 ：“要举办苏区干部学校， 有系 统的 训 练党的 干5
党史文苑2013．11下 半 月专题研究专题研究部。
”［4］p371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要求：“对于干部的培养， 除开在实际工作训练外， 还须要有计划的组织各种党的， 军事， 政治以及群众和苏维埃工作的 训 练班或学校。
”［4］p475-4771932 年 3 月 ， 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 《政府工作人员 要加强学习 》 的命令。
1933 年 8 月 ，《中央组织局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 明确提出 ， 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和在职干部教育， 应当有计划地有目 的地提高党内政治理论的水平。
中央宣传部在 《怎样办支部流动训 练班》 中具体制定了 实施办法。
1933 年 9 月 ， 中央人民委员会要求设立列宁师范与各种教育干部训练学校。高级干部具有大兴干部教育的传统。
早在创办黄埔军校时， 党就派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恽代英、 萧楚女、 聂荣臻、 叶剑英等任政治、 军事教官， 选拔了大批共产党员到军校学习。
1924 年至 1927 年， 毛泽东先后在广州 、 武汉主持农民运动讲习 所。
1927 年 10 月 和 1928 年 10 月 ，毛泽东先后在宁 冈 砻市和井冈 山 茨坪创 办教导队。
1929年 4 月 ， 毛泽东在兴国举办土地革命训练班。
同年 10 月 ，毛泽东在上杭指导闽西特委举办政治、 军事训练班和农运训练班， 红四军也在该月 于上杭县城举办闽西特委干部训练班。高级干部亲自 担任干部教育机构主要负责人。
红军大学由何长工、 张宗逊、 彭雪枫先后担任校长。
苏维埃大学由毛泽东、 沙可夫、 林伯渠、 梁柏台、 潘汉年组成大学校委会， 毛泽东任校长， 沙可夫任副校长。
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由任弼时、 张闻天先后任校长， 杨尚昆、 董必武先后任副校长。
高级列宁师范学校由徐特立任校长。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先后由萧劲光、 何长工、 刘伯承、 叶剑英、 周昆任校长。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分校由邵式平任校长。高级干部亲自 参与干部教育实践活动。
在红军大学，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任弼时、 邓小平、 王稼祥、 刘伯承等经常前去讲课。
周恩来到校作过 “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 瓦解在他们心间” 的讲演， 邓小平讲过“党的建设”， 瞿秋白做过政治教员， 伍修权是翻译兼射击教员 ， 萧劲光、 周士第等都是该校教员 。
在苏维埃大学，毛泽东主持召开大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招生和训练等问题进行研究， 并且常去讲课，《乡 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便是他授课的讲稿。
张闻天提出 “苏大” 办学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培养苏区建设管理人才等办学宗旨， 而且讲授了 “区苏维埃怎样工作”。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毛泽东讲授苏维埃运动史， 任弼时、 邓颖超讲授中 共党史， 徐特立讲授世界地理， 周恩来、 朱德、 刘伯承讲授军事课， 刘少奇讲授职工运动史， 张闻天作 《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和将来》 的讲演。
在高级列宁师范学校， 徐特立讲授政治课， 还编写了 《自 然常识》 课本， 林伯渠经常到校讲课。
正是这种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和具体行为上的积极参与， 推动了苏区干部教育工作的繁荣昌盛。四、 大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传统任何事物的产生必有其历史渊源， 苏区的...
篇三：1932年7月,蒋介石将
研究与教学２０ １１年第６ 期（ 总第２２４ 期）《１９ ３３：福建事变始末》 辨证（ 下）薛宗耀【摘要］（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一书共有十四章， 其中直接叙述十九路军入闽过程和“福建事变” 始末内容的那七章， 主要是用“福建事变” 参与者、 知情者的回忆资料和专家学者的有关著作、 文章集合而成。源自主客观诸因素， 该书失实内容颇多。
因此， 对该书的失实内容及其成因作辨证是必要的。【关键词】
福建事变； 失实原因； 分析辨证［ 中图分类号】
Ｋ ２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 ０ ３—７ ０ ８ （ ２０ １１）０ ６ —０ ０ ８ ８ —０ ７六、 借用成果乐此不疲在研究、 编写历史时， 为阐明一些无法回避的事项和难题， 在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有限或有疑问的情况下， 适当地借用他人的著作、 文章等成果， 是常有的事。
虽然这种借用既省时又省力， 毕竟不是自己的， 一般来说， 应标明出处以示尊重他人的劳动。
他人的成果难免会掺进主观元素， 已不是第一手资料， 就有可能失实。
所以， 这种借用是万不得已的， 必须慎之又慎、 适可而止。
可是，《始末》 有悖这个常理， 过度仰赖他人的成果， 失实颇多。（ 一）《始末》 最主要是“借用” １９ ８ ３年１２月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由王顺生和杨大纬合编的《福建事变——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 （ 注：
以下简称“王、 杨《始末》 ” ）。
这两本书不仅书名相似， 且结构相似、 部分小标题相似、 相当一部分的内容相似。
以下试举一例：十九路军各部队人闽时间、 驻扎地点和民众反映等， 是《始末》 无法回避的问题， 而蔡廷锴等人的回忆资料满足不了需要， 旧报刊的报道又没去翻阅， 就转而“借用” “王、 杨《始末》 ” 现成的内容。该书用近两个页码、 １５个段落来叙述，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借用” 的。“王、 杨《始末》 ” 在“十九路军奉命人闽” 一节中写到：“……六十一师分驻安海、 同安、 马巷、 晋江、 南安各地。六十师随后抵闽， 在厦门嵩屿海澄登陆， 分驻漳州、 海澄、 漳浦等地。七十八师于七月 中旬抵福州， 分驻莆田、 闽清等地。十九路军在广州募兵成立的补充旅（ 共三个团）， 应粤省当局之请求， 曾开韶关增援粤军， 以解红军进攻南雄之危， 直至八月 间才抵闽， 至此， 十九路军全军开抵福建。
” ①《始末》 在“十九路军人闽” 的章节中是这样写的：“６月 上旬， 六十一师毛维寿部率先抵达泉州， 分驻安海、 同安、 马巷、 晋江、 南安各地。六十师沈光汉部随后抵闽， 在厦门嵩屿海澄登陆， 分驻漳州、 海澄、 漳浦等地。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于７ 月 中旬抵福州， 分驻莆田、 闽清等地。①王顺生、 扬大纬：
＜ 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 ． 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３年版， 第２４ 页。万方数据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辨证（ 下）十九路军派谭启秀回广东募兵成立新的补充旅（ 共３个团）， 则因应粤省当局之请求， 曾开韶关增援粤军， 以解红军进攻南雄之危， 直到８ 月 间才抵闽， 驻防福州永（ 泰）（ 闽）清一带， 直接归绥靖公署指挥。至此， 十九路军３万多人全军进抵福建。
” ①后面还有４ 个段落叙述福建民众对十九路军入闽的反映， 两本书也基本相同。《始末》 “借用” 他人的成果， 既不注明出处也不作任何说明， 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
实际上， 就上述列出的《始末》 一书中这几个段落， 若严格对照史实， 每一个段落都有不准确之处。
这些偏差，有的是盲目“借” 来的， 有的是乱添加造成的。
例如：１、 第七十八师是在７ 月 上旬而不是“７ 月 中旬” 分批入闽②， 由嵩屿登陆进入海澄县（ 注：
１９ ６０年该县与龙溪县合并成龙海县）， 以后紧随第六十师之后， 从漳州、 南靖县出发去进攻闽西， 当时没有“抵福州， 分驻莆田、 闽清。
” 这个偏差算是“借” 来的。２、 《始末》 把《蔡廷锴自传》 中：
“即令谭启秀旅开来福州永清一带驻防， 直接归绥署指挥” ③一句话嫁接进来， 出错了。
十九路军补充旅入闽时， 第二团驻扎闽南地区， 旅部和第一团、 第三团驻扎福州城内④， 当时没有驻防到永泰县、 闽清县一带。３、 《始末》 在“至此， 十九路军全军开抵福建” 一句中， 加入“３万多人” 几个字， 错了。
十九路军的３个师都是甲种步兵师， 还有两个补充旅等， 当时的总兵力是５万多人。接下来， 《始末》 还有不少章节“借用” “王、 杨《始末》 ” 的内容， 以第五、 六章为例。在“整肃福建军政” 这一节， 有１２个段落与“王、 杨《始末》 ” 中“四分五裂的福建” 和“整肃、 收编杂牌军” 这两节的内容相似。在“组织闽西善后委员会（ 处）， 推行‘计口授田” ’ 这一节， 有５个段落与“组织闽西善后处” 一节的内容相似。在“秘密建立改造社， 防止部队分化” 这一节， 有９ 个段落与“建立改造社， 抵制蓝衣社” 一节的内容相似。在“组织援热先遣军北上抗日， 无功而返” 这一节， 有１０个段落与“十九路军组织援热军， 蔡廷锴、 蒋光鼐通电反对《塘沽协定》 ” 一节的内容相似。（ 二）《始末》 对“借用” 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基本不注明出处， 一些失实的内容虽然是“复印” 来的， 也只能算在《始末》 的头上。例一， 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改组， 是十九路军入闽至“福建事变” 爆发之间， 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研究、 编写“福建事变” 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讲清楚。当前， 就蒋光鼐宣誓就任省政府主席的日期， 各著作、 文章众说纷纭。
大多数是“１２月 ６日” 说，如福州市方志委编的《福州市志》 ⑤等， 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是谁？为何这么说？尚不得而知。
有“１２月 ７ 日” 说， 如福建省方志委编的《福建省志》 ⑥， 估计是依据南京国民政府在那天颁发命令：
“任命蒋光鼐兼福建省政府主席” ， “特派蔡廷锴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⑦。
有“１２月 １３日” 说， 如福建省①吴明刚：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 ０ ６ 年版。
第１１５页。②‘江声报》 １９ ３２年７ 月 ５日、 ７ 月 ６ 日、 ７ 月 ９ 日。③《蔡廷锴自传＞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 ２年版， 第３０ ３页。④《福建民国日报）１９ ３２年８ 月 １４ 日。⑤福州市地方志缩纂委员会：
《福州市志＞ 第一册。
方志出版社１９ ９ ８ 年版， 第５８ 页。⑥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福建省志（ 政府志）＞ ， 方志出版社２０ ０ ２年版。
第２８ 页ｏ⑦‘新闻报》 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８ 日。万方数据
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 １１年第６ 期（ 总第２２４ 期）档案馆编的《民国福建省县以上行政长官名录》 ①。
另外， 还有“１９３２年底” 说， “１９３３年１月 ” 说等。《始末》 选择了多数人的说法， 写到：
“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６日， 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就职仪式在福州省府礼堂举行。
同时， 蔡廷锴正式接任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 ⑦遗憾的是， 这两个人的就职或正式接任的时间都没有说对。翻开当时的报纸就可以看到， 即将被改组的省政府于１２月 １３日还在召开第２２４ 次委员会议，“并议定备函请新主席蒋光鼐暨各新省委， 克日莅府视事， 盖旧省委均决定十六日起不入府。
” ③蒋光鼐宣誓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准确时间是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１６日！
典礼盛况和就职通电等，当时省内外各主流报刊多有报道。
蔡廷锴也不是“同时” 正式接任驻闽“绥靖” 公署主任， 而是推迟２０ 天至１９ ３３年１月 ６日才通电就职④。类似的错误还有， “福建事变” 即将失败时， 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 ３４ 年１月 １２日颁发命令， 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⑤； 于１月 ２４ 日颁发命令， 任命陈仪兼民政厅长， 任命郑贞文、 林知渊、孙家哲、 徐桴、 李世甲、 陈体诚、 李清泉、 孙希文为省府委员； 其中， 郑贞文兼教育厅长， 孙家哲兼财政厅长， 孙希文兼建设厅长， 在孙希文未到任以前由陈体诚暂代建设厅长⑥。
《始末》 却写成：
“蒋介石认为‘讨逆’ 胜局已定， 于１９ ３４ 年１月 １２日任命与日本关系较密切的陈仪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 以郑贞文、 林知渊、 孙家哲、 李世甲、 陈华诚、 孙希文、 李祖虞为省府委员兼各厅厅长。
” ⑦在任命时间、 人员名单、 兼任职务等方面的叙述， 都有误。例二， 《始末》 在“改组后的福建省政府组成人员” 中写到， 戴戟于“１９３３年７ 月 接任” ⑧省民政厅厅长， 疑是抄自徐吾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福建》 ⑨等文章， 其说法也有误。虽然， 行政院于１９ ３３年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１１７ 次会议通过决议：
“任命戴戟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 ＠ ， 但戴戟并没有立即赴闽就任， 而是于８月 上旬至１１月 上旬赴苏州、 南京、 保定、 北平等地， 主要是游览、 访友、 治病， 并没有如《始末》 所写的、 毫无史实依据的“北上察绥抗日” ＠ 。他延宕至“福建事变” 爆发前夕即１１月 １１日才由沪抵厦、 １５日到福州⑥。
仍没有接任省民政厅厅长。
此职务， 一直由蒋光鼐兼任到“福建事变” 爆发后自然消亡。
所以， 戴戟从来没有接任过省民政厅厅长。例三， １９ ３２年１１月 １０日的“郑维新事件” 发生后， 《始末》 写到：
“在一片抗议声中， 国民党福建当局不得不撤换市公安局长丘兆琛的职务。
” ＠ 《始末》 “借” 到的又是流传很广但失实的说法。实际上， 丘兆琛不但没有因“郑维新事件” 被撤换， 而且位子还坐得更稳当了。
具体的情况， 请参阅《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人闽初期的十九路军》 ＠ 一文。福建省档案馆：
＜ 民国福建省县以上行政长官名录＞ ， １９ ９ ０ 年打印本， 第２６７ 页。昊明州：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未＞ ， 第１３１页。‘新闻报）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１９ 日。‘福建民国日报＞ 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１７ 耳、 １９ ３３年１月 ７ 日。‘江声报）１９ ３４ 年１月 １３日。‘江声报）１９ ３４ 年１月 ２５日。吴明刖：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３２２页。昊明州：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１３２页。徐吾行：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福建）． 福建省政协文史委：
‘文史费井选编）第四卷第－ － ｍ ， 福建省人民出版社２０ ０ ３年版， 第３＜ 申报）１９ ３３年７ 月 １９ 日。吴明刚：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２１６页。（ ｉｔ建民国日报）１９ ３３年１１月 １６ 日。吴明刖：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柬＞ ， 第１３８ 页。薛宗耀：
＜ 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入闼初期的十九硌军＞ ， ‘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 １０ 年第４ 期， 第９ ２页。①⑦⑦④⑤＠⑦＠⑨⑩＠ ＠ ＠ ＠万方数据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辨证（ 下）七、 事理评述偏颇不当《始末》 作者在《前言》 中写到：
“人常言：
研究历史， 可以有三种眼光， 一种是维持历史当时人的眼光。
一种是研究者所处时代的眼光， 再就是对这两种眼光的超越， 寻求一种立足于历史真实之上，又不囿于时代习见的立场。
三种眼光显示三层历史研究境界。
～作为一名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 长期以来， 就一直力图用第三种眼光审视历史， 追求第三种研究境界。……本书便是所作的一个努力尝试， 即立足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 试图把纪实性与学术性二者相融合， 叙述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历史概貌与特点。
”该书用其“第三种眼光” 、 “第三种研究境界” 对一些事理所作出的“学术性” 评述， 笔者还真不敢苟同， 不妨商榷如下。（ 一）《始末》 一面写到：
“１９ ３２年六七月 间， 十九路军一人闽， 便乘虚而人， 进占了闽西苏区不少地区和县城。
～１９ ３２年７ 月 １７ 日， 蔡廷锴抵达漳州十九路军总部， 随即下达‘剿赤’ 动员会（ 注：“王、 杨《始末》 ” 的原文为“动员令” ）， 命部队向闽西挺进。
” ①一面又写到：
“从１９３２年８月 至１９３３年春的半年多时间里， 十九路军与红军都没有进攻企图， 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
” ②这前面两句话是“借用” 自“王、 杨《始末》 ” ， 后一句话是改写自蔡廷锴的《经过》 （ 注：
蔡廷锴的回忆文章只是说闽西地方红军单方面“没有进攻企图” ③）。如果说； 上述几句话摆在一块， 它们之间没有矛盾， 只能这样解释：
十九路军于“１９ ３２年六七月间” 一入闽， 尚未站稳脚跟， 也不等“下达‘剿赤’ 动员会（ 令）” 就擅自进攻闽西苏区， 还进占了“不少地区和县城” 。
蔡廷锴于７ 月 中旬入闽“命部队向闽西挺进” ， 反而从８月 起“没有进攻企图” ， “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 。
这显然歪曲了历史。接下来， 《始末》 用“第三种研究境界” 得出莫名其妙的论断：
“至今不少史书认为十九路军人闽后在‘加紧剿赤’ 方面费了很大气力的说法， 是与史实有出入的片面看法。
” ④史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不妨提供一系列比较枯燥但有价值的史料， 请读者评判。蔡廷锴于１９ ３２年７ 月 中旬人闽后， 即制定了“进剿” 闽西苏区的计划：
第一步“于短时间内集中兵力克服龙岩” ， 第二步“肃清连城、 永定及长汀边境一带之共匪” ， 第三步“直捣长汀之共匪老巢” ⑤。７ 月 １７ 日， 十九路军先头部队第六十师第一二Ｏ 旅（ 注：
７ 月 下旬番号变更为第－ － ／Ｌ ０ 旅）第五团由南靖县出发， 开始执行“进剿” 闽西苏区的第一步计划。
他们于２６日抵达龙岩县适中， ２８ 日进入永定县龙潭， ８ 月 上中旬到达距龙岩县城仅３０ 里的马坑⑥。
该师其他各部和第七十八师紧随其后， 第四十九师于８月 中下旬也陆续进占永定县抚市一带⑦。１０ 月 １６日， 蔡廷锴离漳州赴适中指挥。
１７ 日， 第六十师进占龙岩县城， 第四十九师攻占永定县坎市⑧。
十九路军完成了“进剿” 闽西苏区的第一步计划。①昊明刚：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１３５、 １４ ２页。②昊明剐：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１３５页。③蔡廷锴：
＜ 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 全国政协文吏委：
‘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９ 辑． 中华书局出版社１９ ７ ９ 年版。
第７ ９④昊明喇：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１３６ 页。⑤‘江声报）１９ ３２年７ 月 ２３日。⑥＜ 江声报＞ １９ ３２年７ 月 ２９ 日、 ８ 月 １９ 日。⑦＜ 江声报＞ １９ ３２年８ 月 ２６ 日。⑧‘江声报）１９ ３２年ｌＯ 月 １７ 日、 １０ 月 １９ 日。９ １万方数据
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 １１年第６ 期（ 总第２２４ 期）１１月 下旬， 十九路军开始执行“进剿” 闽西苏区的第二步计划。
２８ 日， 第四十九师第一四五旅攻占永定县虎岗。
１１月 底至１２月 初， 第六十师第一七八旅（ 注：
原番号第一一九旅）先后攻占龙岩、上杭两县的边界地区。
１２月 ６日， 第一七八旅和第一四五旅一度攻占上杭县白沙①。
１２月 ２６日，蔡廷锴再次抵达龙岩指挥。
自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３０ 日至１９ ３３年１月 １５日， 第六十师与第四十九师先后攻占永定、 上杭两县的边界地区⑦。１９ ３３年３月 ９ 日， 蔡廷锴第三次抵达龙岩部署③。
１７ 日， 第七十八师攻占连...
篇四：1932年7月,蒋介石将
研究与教学2007 年第 6 期( 总第 200 期)中国共产党处理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的比较研究毛
胜[摘要] 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 都是国 民党爱国 将领为了 实 现抗日 救国 而发动 的事变。
两 者结局的不同 , 除了 自 身的因 素, 中国 共产党的态度和对策的 变化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
总 的来说, 能否正确处理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 关 键在于中 国 共产 党能否 把握时 代特征, 并据此制 定正 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能否坚持独立自 主原则, 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 到中国 革 命的实践; 能否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不同 历史阶段实行相应的政策。[关键词] 中国 共产党; 福建事变; 西安事变; 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 K264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3- 708(2007) 06- 0046- 06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 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 国民党爱国将领为了 促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改变/ 攘外必先安内0 的错误政策, 实现抗日 救国而发动的事变。
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发动者, 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 接触, 但结局却截然相反: 福建事变很快宣告失败,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久也被迫开始长征; 西安事变则得到和平解决, 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
究其原因, 除了两者自 身因素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对策的变化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能否把握时代特征, 并据此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是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处理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基本前提/ 正确判断时代特征, 准确把握发展趋势, 科学制定目标任务, 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根据。0¹具体到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发生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就要紧紧把握抗日救国这个历史主题, 作出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向团结对日作战的战略抉择。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中日 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群情激愤, 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 。
/ 1931 年 9 月 28 日, 上海、南京的学生几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 宣战, 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0º南京国民政府却打着/ 攘外必先安内, 统一方能御侮0 的幌子, 对步步进逼的日 寇, 奉行不抵抗政策。
国民党的爱国将士积极要求与日寇作战。
1932 年 1月 28 日 , 十九路军冲破蒋介石不抵抗的禁令, 在上海奋起 抵抗日 军, 表现出可贵 的爱国主义精神。1932 年 7 月 , 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 围剿0 , 图谋让十九路军与红46
中国共产党处理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的比较研究军两败俱伤。
十九路军广大将士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要求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
1933年 10 月, 他们派代表与红军谈判, 秘密签订了 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1 月, 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 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及第三党黄琪翔等反蒋势力, 发动了 福建事变, 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公开提出/ 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0 ,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收复东北失地0 , / 反对对日 妥协, 取消塘沽协定0»等进步口号。福建事变打乱了 蒋介石的军事部署, 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0 提供了 极为有利的机会。汪精卫在上海接见记者时说: / 去年赣- 匪. 东窜, 闽省告警, 中央特派十九路军赴闽, - 清剿. - 共匪. , 兹者十九路军非特放弃其- 剿匪. 之任务, 反与- 共匪. 相联络, 此为处置闽乱最大之困难, 欲求妥协与调停, 不可得矣。0¼但六届四中全会后, 王明/左0 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王明、博古等人虽然也主张抗日, 但他们对时局作出了 严重错误的判断。
他们看不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实质, 认为日本占领东北是/ 反苏联战争的序幕0 , 提出了/ 武装保卫苏联0 的口 号, 并要求/ 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 在苏区与非苏区组织- 苏联之友. 协会0½。
他们/ 完全否认由日 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 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 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都是一致的, 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 决死斗争. 0¾。基于这种思想认识, 博古、李德等人/ 完全采取开顽笑的态度, 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0¿十九路军, 继续坚持在内线作战的错误军事方针, 拒绝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 /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 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 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 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 威胁敌之根本重地, 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用这种方法, 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 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 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0À这造成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 中央苏区再次陷入四面包围的困境。
1934年 10 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 进行战略转移。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 则与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正确把握, 并据此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相关。
1935 年 8 月 1 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5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6( / 八一宣言0 ) 。
宣言指出: / 我国家、 我民族, 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抗日 则生, 不抗日 则死, 抗日 救国, 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0/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 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 抗战, 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 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 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 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0Á/ 八一宣言0 公开发表后, 在全社会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
中间派不仅表示赞同, /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向来对国民政府及统治阶级, 采取绝对敌视态度, 现在都能破除成见, 主张和各党各派停战合作, 那么其他中国人民自 然更加容易消除意见, 互相联合起来0Â。1935 年 12 月 9 日 , 在党的领导下, 在/ 八一宣言0 的号召下, 进步的爱国青年们/ 以大无畏的爱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 冲破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 发出了团结救亡的怒吼。
以北平、 天津、 上海、西安等地爱国青年学生为先导的一二九运动, 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各界的救亡运动, 使抗日 救亡的群众斗争成为一支影响全国政治形势的巨大力量0l v。
1936 年 12 月 9 日, 西安的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举行请愿游行, 要求停止内战。
奉蒋介石之命, 前来镇压学生运动的张学良, 为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 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来回答他们的要求。
三天后, 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0发生了 。47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7 年第 6 期( 总第 200 期)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 充分肯定了张学良、 杨虎城的行动和用意, 并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商解决相关时宜。
弄清具体情况后, 经过认真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敌对的地位, 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 这是日 本帝国主义和亲日 派何应钦等所欢迎的; 如果努力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进而以此为契机结束内战, 开创一致抗日 的新局面, 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 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期望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乘人之危, 置蒋介石于死地, 而是坚持不杀蒋与和平解决的主张, 表明了 对合作抗日 的诚意, 得到了 人民群众的拥护, 得到了 张学良、杨虎城的认同, 也得到了亲英美派的宋子文、宋美龄等的欢迎, 使得西安谈判顺利进行。
12 月 24 日 晚, 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 / 停止剿共, 联红抗日0l w。
就此而言, 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是张学良、 杨虎城逼出来的,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主张及其所体现的/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0 精神逼出来的。二、能否坚持独立自 主原则, 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 是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处理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的根本保证坚持独立自 主原则, 在革命时期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寻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就对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处理而言, 主要是看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地借鉴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福建事变上的失误,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临时中央顽固地执行王明/ 左0 倾教条主义错误, 形成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而这些错误, 主要是因为没有深入对中国国情进行分析和研究, 照搬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的错误分析。
大革命失败后, 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表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叛变, 汪精卫的叛变又表示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叛变。
九一八事变后, 共产国际仍旧断定/ 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0l x。
福建事变发生后, 共产国际即认为: / 脱离南京和蒋介石而成立的新的- 独立. 政府, 以及这个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0 , / 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0 , / 是军阀和政客为了 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0l y1933 年 12 月 5 日 , 视共产国际指示为绝对真理的临时中央发表了5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6, 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还不是人民的, 而且还不是革命的0 。
/ 它的一切行动, 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 为了 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0l z抱着这样的观点, 临时党中央始终消极对待福建事变, 不肯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1934 年 1 月, 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
这次会议把/ 左0 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 继续认定第五次反/ 围剿0 斗争/ 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0 , 所以, 党必须/ 迅速的进行查田运动0 ,/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0 , 坚决/ 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0 , / 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0l {。
这表明临时中央只是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教条, 完全没有独立自 主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难免导致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从正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 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西安事变后,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和判断, 特别是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
1936 年 12 月 14 日, 苏联5真理报6发表社论, 指责西安48
中国共产党处理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的比较研究事变/ 显有怪异性质0 , 说/ 汪 精卫利用 张学良部 队中的抗 日 情绪, 挑动这支部队反 对中央政府。0l |20 日,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 16 日 发出的5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性给中共中央的电报6。
电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但仍错误地认为: / 张学良的行动, 不管他的意图如何, 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 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 并鼓励日 本对中国的侵略。0l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冷静对待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观点, 正确处理了 西安事变。
1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 / 这次事变是革命的, 是抗日 反卖国贼的, 它的行动、 它的纲领, 都有积极的意义。
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 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 剿匪. 的立场上。0/ 我们对这次事变, 应明白表示拥护。0l ~18 日, 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 指出/ 武力的讨伐, 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0 , 呼吁国民党/ 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 救国代表大会, 决定对日 抗战, 组织国防政府、 抗日联军。0/ 停止一切内战, 一致抗日 。0m u19 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 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 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 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
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
这次事变促成抗日 与亲日的分化, 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 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
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
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 的立场上, 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 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0 会议通过5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6, 提出/ 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 和平解决0 。
同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 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m v。由此可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像王明教条主义者那样, 把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观点绝对化和神圣化, 而是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独立自 主地成功处理了 西安事变。
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是关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 苏联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 要求尽快放蒋, 中共中央则坚持在蒋答应/ 停止剿共, 联红抗日0 的情况下放蒋。二是在对待张、 杨的态度上, 中共中央不顾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指责和...
篇五：1932年7月,蒋介石将
dquo;国民党战犯” 卫立煌：为何 1955 年突然回大陆1 卫立煌（1897.2～1960.1）， 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他曾是孙中山的警卫， 后又成为蒋介石“剿共” 的干将； 他既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又敢于和他唱对台戏； 他在抗战中虽创下辉煌战绩， 胜利后却被解除了兵权； 在辽沈战役中他暗做“内应” ， 配合了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事后却成了中共公布的战犯； 蒋介石下野后，他逃到香港隐居， 1955 年初却突然返回大陆……这就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卫立煌曲折而传奇的一生。
卫立煌与“立煌县”
1897 年， 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卫杨村。
青年时期投身行伍， 在孙中山的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 因机灵能干， 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为中级军官。
北伐战争时期， 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 旅长、 副师长等职务。
1925 年， 孙中山逝世。
蒋介石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打击政敌， 笼络人才。
蒋极力宣扬自己“永丰” 舰上保驾孙中山的功绩， 把自己标榜为总理未竟事业的接班人。
那时思想单纯的卫立煌， 受到蒋介石的迷惑， 遂投靠其麾下， 追随蒋东征北伐， 成为他手下一员能打硬仗的骁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 他也跟着走上反共的道路。
1930 年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在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 九一八、 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卫部因参与沪杭线警戒扩编为第十四军。
卫立煌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重要力量， 在对红军的围剿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
1932 年 7 月， 蒋介石发动了对红
军的“围剿” ， 卫立煌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 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由于中共当时被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 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 第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先是盲目轻敌， 在敌人大举进攻后， 又惊慌失措， 指挥主力仓皇西撤。
于是卫立煌率军趁虚而入， 8 月间占领了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
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 鼓励其他 “剿共” 部队的士气， 蒋介石除奖给卫立煌以巨额金钱以外， 还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明令， 在大别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间“三不管” 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建立一个新的县治， 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 。
蒋以手下将领的名字命名为县名的只有两例， 一个是所谓“经扶县” ，即刘峙(字经扶) 的字， 另一个就是卫立煌。
蒋介石此举， 既鼓舞了士气， 也明确地将卫立煌推到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卫立煌部队占领金家寨后， 到处搜捕苏区干部、 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 镇压农会积极分子， 保护封建地主， 搞反攻倒算， 一时造成苏区的白色恐怖。
1933 年 11 月， 李济深、 陈铭枢、 蒋光鼐、 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 高举“反蒋抗日” 的旗帜， 和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
蒋介石十分恐慌， 忙派卫立煌、 张治中、 蒋鼎文担任三路总指挥， 分兵向福州进军。
卫立煌行动迅速， 很快抵达福建北部， 对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
刚刚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 由于内部不团结， 许多事情还没有商定， 就宣告夭折了。
卫立煌为了截断十九路军经泉州退人广东的道路， 又迅速行军， 隐蔽地绕到闽江以南进行阻击。
卫立煌在这一内战中又替蒋介石出了大力， 受蒋厚赏， 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目无领袖”
卫立煌虽因战功卓著而名列“五虎将” 之一， 但他一非蒋氏同乡 ， 二非黄埔军校学生，蒋氏对他心存间隙， 二人并非亲密无间。
卫立煌对蒋用人唯亲， 凡事以个人私利当先多有不满， 而蒋对卫这匹动不动就发脾气， 难以驯服的悍马也是一肚子气， 二人时不时发生摩擦。早在北伐时二人就产生过矛盾。
1925 年蒋介石借廖仲恺一案逼走卫的上级许崇智， 许的粤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 卫立煌由旅长降为团长， 心生不满， 他对许崇智怀有感情， 一有机会总想见许， 但蒋阻止他俩往来。
卫曾对手下亲信说：
“如果有兵力在手， 非把不讲信义的蒋介石搞垮不可。
” 1933 年 10 月， 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 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 虽处于最前线， 但位居“小委员长” 陈诚之下， 他甚为恼火， 一气之下，回了南京。
别人问他原因， 他言道：
仗打赢了， 全是别人的功劳； 输了， 全是自己的责任。卫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称病住院。
探视者络绎不绝， 蒋虽有意追究卫的责任， 后来也只有不了了之。
镇压“福建事变” ， 卫立煌居功至伟， 但事后蒋却把福建省主席一职给了陈仪， 省主席一职被视为受蒋重用的标志， 顾祝同与卫立煌资历相当， 早在 1930 年顾就当上了江苏省主席， 而卫却始终与此无缘， 对于蒋始终不信任自己， 不予重用， 卫心中很沮丧。
1941年底， 卫去重庆开会， 除夕夜蒋介石设家宴款客， 请柬送到卫的住处， 卫已签名准备赴宴，但倔性子一发作， 临时改变主意不去了， 只打了个电话告知蒋的秘书， 说他要去宋庆龄处赴宴。
晚宴原定 14 人， 因卫缺席而变成 13 人， 蒋认为 13 数不吉利， 临时拉了秘书凑数。
事后， 蒋介石在很多场合谈起此事， 说卫立煌狂妄自大， 目无领袖， 不给他面子。
卫知道后也不去道歉。
延安之行
卫立煌有爱国心， 对日作战更是坚决。正是在艰苦的抗战中， 卫立煌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
而其中 1938 年 4 月延安之行， 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抗战爆发后， 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二战区前敌总指挥， 令其率军开赴山西。
蒋这样做目的有三：
其一， 在全国抗战大形势下， 派善打硬仗的卫立煌到华北前线抗日， 以捞取“领导” 全国抗日的名声和地位； 其二， 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 调他进山西， 可以监视、 钳制、 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 并可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 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
蒋认为， 以卫立煌的反共历史， 他不会同共产党妥协、 合作， 同时中共也不会信任卫立煌， 因而不会有国民党军被中共统战之虑； 其三， 蒋还想在阎老西的地盘插上一只脚， 以图逐步占有山西。
这是蒋的主观意图， 至于卫本人的思想状况如何， 他并不摸底。
平型关大捷， 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刮目相看。
忻口战役， 八路军一二九师火烧阳明堡飞机场， 有力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
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 机动灵活， 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更使卫佩服不已。
战役前后， 卫立煌在太原、 临汾几次会见周恩来， 相互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各自的观点。
他受周恩来影响很深， 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
周恩来去武汉后， 朱德总司令负责和卫接触联系， 朱德这位辛亥革命的老将、 赫赫有名的总司令， 以忠厚长者的风度和亲切、 诚恳、 谦虚、 热情的态度与卫长谈， 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是引导他乐于和八路军接近， 并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看法的第二个人。
作为来延安的“高级” 客人， 卫受到热情接待。
卫对八路军以“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 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赞赏， 决定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自己的部队里成立这种政治工作的组织， 以提高官兵的士气与战斗力。
后来， 他向八路军要了一名战地记者赵荣声(地下党员) 来做他的秘书， 赵在他身边， 起到了帮助卫政治上进步的作用。卫立煌参观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 他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 互助、 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 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 都感到非常新鲜、 敬佩。
他受到气氛感染， 发表演讲， 表示：
“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 向八路军学习， 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 绝不退过黄河。
反对投降妥协， 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 收复一切失地！
” 如果说卫立煌在来延安之前， 经过周恩来、 朱德的细致、 耐心的思想工作， 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 八路军的萌芽， 那么延安之行后， 他的思想就更前进了一大步。
延安之行后， 卫立煌有了许多“不同寻常” 的表现：
在西安， 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 批发给十八集团军(1937 年 9 月 11 日后八路军的新番号) 上百万发子弹和手榴弹等军用物资， 给予共产党以有力支援； 他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 研读毛泽东《论持久战》 ，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念； 他大胆吸取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 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战命令。
“相机行事”
抗战期间， 卫立煌率部转战山西、 滇西等地， 立下赫赫战功。
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 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 也称他为 “常胜将军” ，这种殊荣， 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
但蒋介石对卫在抗战中的表现却不甚满意， 对他在山西作战时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已有所察觉， 所以抗战胜利后， 借口让他考察欧美， 解除了他的兵权。
1947 年底， 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惨败， 蒋介石打电话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 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 总司令。
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打电报同中共中央商量， 中央给了比较灵活的复电， 让他“相机行事” 。
他还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
共中央发电说：
“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 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力求与中共合作； 因个人环境关系， 希望绝对保守秘密。
” 蒋介石本希望借助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救东北败局， 但他根本没有料到， 卫立煌已经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
在抗战中他就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 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 当时中央委婉地 转告卫， 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 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 集中兵力， 固守要点。
不管各地如何告急， 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 他总是驻守原地， 拒不出战， 同时收揽人心， 整修工事。
他的貌 似积极备战，颇能掩入耳目。
他常对周围人说：
“共军擅长围城打援， 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 中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 固守沈阳， 以待时局变化。
” 他的这种“静 待时机” 的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战役打响后， 蒋介石让卫出辽西解锦州之围， 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 而不执行蒋的命令。
同时强令手下要稳扎稳打， 不要做无益的牺牲， 对于廖耀湘装甲 兵团的燃料弹药供应， 不准超过一星期， 造成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
战后国民党在总结辽沈战役失败原因时， 认为“东北之失陷， 基于锦州之失守， 由于 沈阳援兵久而不至。
沈援之不能速达， 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 。
卫立煌“贻误戎机达 13 日之久” ， “古今中外， 除非作乱造**， 否则， 断未见有此种 不受节制之将领” 。
内战中， 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 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 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 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战犯” 回归
辽沈战役结束后， 卫立煌逃回南京， 被蒋介石下令扣押， 软禁起来。
通过内战， 卫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
卫本来在蒋嫡系中并不得意， 征战多年， 却没有自己的地盘， 自己军队又被肢解得七零八落， 到头来仍是光杆司令一个。
同时， 他也意识到心狠手辣的蒋恐在不久对他不利， 准备逃往外国避难。
1949 年初， 蒋介石被李 宗仁、 白崇禧逼下台以后， 卫立煌趁机逃出南京， 隐居香港， 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放过他。
1949 年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 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 卫立煌名列其中， 他长叹一声， 说：
“我有救了！
” 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游说卫去台湾或者去国外， 均遭到拒绝。
卫郑重地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将来一定回到新中国， 等等再说吧。
” 卫立煌并没有因为自己名列战犯而对中共的统战政策失去信任，这是由于自抗战以来多次与共产党人接触， 深知其统战政策的真诚与伟大。
故而， 仍于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 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从香港向北京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 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 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 新中国富强有望， 举世欢腾鼓舞， 竭诚拥护。
煌向往衷心犹为雀跃万丈。
敬电驰贺。
朱副主席、 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从电文的措辞， 可以看出卫立煌的诚挚心情。
1955 年 3 月， 卫立煌在中共的热情欢迎、 周密安排下， 终于回到大陆， 并发布《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用锋利的言辞， 有力地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卖国求荣、鱼肉百姓、 排斥异己的种种罪恶， 热切号召爱国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回来， 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标志着卫立煌的思想转变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
从 1938 年 4 月访问延安， 到 1955 年 3 月毅然回归祖国， 中间相隔 17 年时间。
这 17年间， 卫立煌经过反复的实践与认识， 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1960 年 1 月 17 日零时 40 分， 卫立煌在北京病逝， 终年 64 岁。
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
回到大陆后的 5 年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篇六：1932年7月,蒋介石将
522012 · 7 2012 · 7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12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今东莞市）虎门南栅乡桐园坊。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13年参加江西讨袁“二次革命”。“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担任最高指挥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是“福建事变”主要领导人。解放后，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他的爱国精神和历史功绩，不断追求光明与进步的政治情操永远为后人敬仰。应邀出山1932年日军在上海不断挑衅。时任京沪卫戍司令蒋光鼐指挥驻上海的十九路军毅然迎战入侵日军，打响了中国正规军抵抗日军的第一枪。3月，蒋介石强行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剿红军。蒋光鼐早就下定决心，永不参加内战，遂独自携同家人回到家乡虎门。不久，因淞沪战役抗日有功，调升蒋光鼐为闽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对新的任命不加理会，闲住在由他祖父书房改建的“荔荫园”里，整理和购置书籍，开鱼塘，植果树，修朱执信纪念碑，兴办吉云小学，还筹备在故乡创立虎门医院。闲时他读书，习字，更专门篆刻了一方印章“红荔黄蕉是吾乡”和一方藏书印“荔荫园藏书画”，表达自己热爱家乡和不问政事的心愿。“福建事变”时的福建局势十分复杂，闽西南有红军活动，土匪陈国辉部占据了闽北，另外还有张贞、刘和鼎的军队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等。新任十九军军长蔡廷锴率部到达福建后，感到十分棘手，曾多次发电给蒋光鼐，希望他赶快到任，但蒋光鼐置之不理。1932年7月，蔡廷锴偕同代表粤军的第二军军长香翰屏，来到虎门南栅蒋光鼐的寓所“荔荫园”，面请蒋光鼐出山。蒋光鼐身着黑胶绸唐装，手摇一把折扇，悠闲地在村头相迎。刚一见面就说：“两位劳驾来到这里，我请吃荔枝。但不准谈及政治和关于我个人的行止。若能如此，我就叫人准备几味土产招待你们，不然你们就赶快请回。”他兴致勃勃地请客人参观新开的鱼塘和山上的果园，谈笑风生。香翰屏几次想提起来意，都被他把话锋转向别处。香翰屏终于忍不住说：“憬公，今天贤初特来促驾，请你以党国和部属为重，回军就职，领导十九路军继续奋斗。”蒋光鼐回答说：“阿香，你在演说吗？这里可是乡下。我已经讲过，不谈政治，只可闲话桑麻。”蔡廷锴和香翰屏见说来说去他都不为所动，就决意留下不走。晚餐蒋光鼐以生蚝、鱼、虾、蟹等土产招待。他一向以家乡物产丰美而自豪，二人则大赞其味道鲜美，使他十分欢喜。饭后，他叫人摘些新鲜的“糯米糍”荔枝，三人一起在楼前的荔枝树下高兴地品尝，兴奋异常。香翰屏看时机已到，就说道：“憬公，你是历史上有地位的人，难道你的责任完了吗？贤初刚才对我说了，憬公不回，他也要学你回罗定去。你忍心吗？”这么一说，气氛顿时变得严肃。蒋光鼐沉默良久，缓缓地说：“唉！你何必一定要拖我下水呢？贤初，你又何必要消极？还请你早回军中，我从旁帮忙好吗？”蔡廷锴见有了转机，就说：“既然憬公执意不肯回去领导本军，我一个人独力维持，的确心灰意冷。明天回省城后，我也回故乡罗定休养，此乃天公地道的事。我也不敢再向你请求了。”香翰屏用闽粤两省唇齿相依来劝说，蔡廷锴则以辞职要挟，在他们两人的一再劝说和恳请下，蒋光鼐终于答应第二天和他们一起去广州，然后再作决定。在广州，蒋光鼐会见了掌管当时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陈济棠虽然和陈铭枢在争夺广东权力上有矛盾，也知道蒋光鼐和陈铭枢十分亲近，却对蒋光鼐颇有好感。在他们的会面中，达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合作的默契。这促成了蒋光鼐到福建上任的决心，有利于开拓一个两广和福建联合抗日救国的新局面。被剥夺军权当时的福建名义上是一个省，实际上四分五裂，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1932年9月20日，蒋光鼐到达福州，发表了极其简短的就职讲话之后，就开始着手处理复杂的福建局势。他主张对红军采取和平共处的策略，以争取时间整顿内部、清廉政治。要清廉政治，许多事情都涉及到如何处理当时福建省长方声涛在省内的势力。当蔡廷锴对他谈及省内杂牌军的混乱情况时，蒋光鼐对方声涛不理政务也十分不满，说：“他本来是我们的朋友，屡请其注意，他不以为然，如果再不理会，我军为绥靖地方计，应以断然手段处置。”他迅速地清除了民愤极大的土匪陈国辉部；和蔡廷锴一起改编了纪律不良的部分地方武装；成立闽西善后工作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政令，厉禁烟赌，取消苛捐杂税。“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想消灭十九路军的企图已十分明显，先是要将3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武汉、安徽，把十九路军总部、军部留在南京，想肢解十九路军。在遭到各界人士的反对和蒋光鼐、蔡廷锴的抵制后，他又将之调往福建，进剿红军，想使之两败俱伤。此时，蒋介石更预谋分化十九路军领导层。 1932年9月，蒋介石免去蒋光鼐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职务，由蔡廷锴担任。不久，十九路军的旧领袖、代理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被排挤出中央政府，被迫宣布出洋考察。年底，中央又以改组福建政府为名，任命蒋光鼐为省长，免去其绥靖主任职务，提升蔡廷锴接任。绥靖公署主任统管全省军政，从而使蒋光鼐多年的部下变成他的上司。这一安排的目的十分毒辣，不仅剥夺蒋光鼐的军权，更离间他和蔡廷锴的关系，使十九路军脱离蒋光鼐（自然也就脱离陈铭枢）的影响。蔡廷锴完全洞悉这一委任的意图，表示坚辞不就，一再向中央请求绥靖主任一职仍由蒋光鼐担任。蒋光鼐对于这次领导职务上的变动，表现得十分大度，他力劝蔡廷锴赶快就职。他对蔡廷锴说，再拖下去，中央可能会另外派人来福建统管军政，那时局势将更加复杂。筹备抗日反蒋1933年1月，蒋光鼐宣誓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履行自己新的职务，想在自己所能管辖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廉洁、民主的地方政府，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他创办了省立科学馆。为给成绩优良的穷苦学生提供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他建立了“清贫大学学生奖学金”制度，增加和稳定了教育经费。以往的福建政府，常常以种种藉口，拖欠教师的薪金，以致福州教师形成了一个传统，每逢不能及时领到工资的时候，就集体把帽子留在教育厅礼堂，表示罢课。那年秋天，由于发放教师工资的中国银行停业结帐，教师工资未能及时领出发放而引起教师集体罢课，教育厅礼堂又一次摆满了帽子。当教育厅长郑贞文向蒋光鼐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当即拿出自己在福建银行的存折17000元，交给郑贞文垫发。他慨然说道：“民以食为天，请转达我对诸位教师的歉意。”遂即召集各校校长会议，责令即日上课。他说：“教育乃有关民族前途的大事，学子不可一日无师。教学一天也不能停顿。请教师们相信：从今以后省政府绝对不会借故蒋光鼐发动福建事变始末（湖南）毛峥嵘蒋光鼐蒋光鼐故居——荔荫园海钩沉 SHIHAI GOUCHEN 史 史海钩 沉 SHIHAI GOUCHEN53 522012 · 7 2012 · 7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12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今东莞市）虎门南栅乡桐园坊。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13年参加江西讨袁“二次革命”。“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担任最高指挥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是“福建事变”主要领导人。解放后，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他的爱国精神和历史功绩，不断追求光明与进步的政治情操永远为后人敬仰。应邀出山1932年日军在上海不断挑衅。时任京沪卫戍司令蒋光鼐指挥驻上海的十九路军毅然迎战入侵日军，打响了中国正规军抵抗日军的第一枪。3月，蒋介石强行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剿红军。蒋光鼐早就下定决心，永不参加内战，遂独自携同家人回到家乡虎门。不久，因淞沪战役抗日有功，调升蒋光鼐为闽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对新的任命不加理会，闲住在由他祖父书房改建的“荔荫园”里，整理和购置书籍，开鱼塘，植果树，修朱执信纪念碑，兴办吉云小学，还筹备在故乡创立虎门医院。闲时他读书，习字，更专门篆刻了一方印章“红荔黄蕉是吾乡”和一方藏书印“荔荫园藏书画”，表达自己热爱家乡和不问政事的心愿。“福建事变”时的福建局势十分复杂，闽西南有红军活动，土匪陈国辉部占据了闽北，另外还有张贞、刘和鼎的军队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等。新任十九军军长蔡廷锴率部到达福建后，感到十分棘手，曾多次发电给蒋光鼐，希望他赶快到任，但蒋光鼐置之不理。1932年7月，蔡廷锴偕同代表粤军的第二军军长香翰屏，来到虎门南栅蒋光鼐的寓所“荔荫园”，面请蒋光鼐出山。蒋光鼐身着黑胶绸唐装，手摇一把折扇，悠闲地在村头相迎。刚一见面就说：“两位劳驾来到这里，我请吃荔枝。但不准谈及政治和关于我个人的行止。若能如此，我就叫人准备几味土产招待你们，不然你们就赶快请回。”他兴致勃勃地请客人参观新开的鱼塘和山上的果园，谈笑风生。香翰屏几次想提起来意，都被他把话锋转向别处。香翰屏终于忍不住说：“憬公，今天贤初特来促驾，请你以党国和部属为重，回军就职，领导十九路军继续奋斗。”蒋光鼐回答说：“阿香，你在演说吗？这里可是乡下。我已经讲过，不谈政治，只可闲话桑麻。”蔡廷锴和香翰屏见说来说去他都不为所动，就决意留下不走。晚餐蒋光鼐以生蚝、鱼、虾、蟹等土产招待。他一向以家乡物产丰美而自豪，二人则大赞其味道鲜美，使他十分欢喜。饭后，他叫人摘些新鲜的“糯米糍”荔枝，三人一起在楼前的荔枝树下高兴地品尝，兴奋异常。香翰屏看时机已到，就说道：“憬公，你是历史上有地位的人，难道你的责任完了吗？贤初刚才对我说了，憬公不回，他也要学你回罗定去。你忍心吗？”这么一说，气氛顿时变得严肃。蒋光鼐沉默良久，缓缓地说：“唉！你何必一定要拖我下水呢？贤初，你又何必要消极？还请你早回军中，我从旁帮忙好吗？”蔡廷锴见有了转机，就说：“既然憬公执意不肯回去领导本军，我一个人独力维持，的确心灰意冷。明天回省城后，我也回故乡罗定休养，此乃天公地道的事。我也不敢再向你请求了。”香翰屏用闽粤两省唇齿相依来劝说，蔡廷锴则以辞职要挟，在他们两人的一再劝说和恳请下，蒋光鼐终于答应第二天和他们一起去广州，然后再作决定。在广州，蒋光鼐会见了掌管当时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陈济棠虽然和陈铭枢在争夺广东权力上有矛盾，也知道蒋光鼐和陈铭枢十分亲近，却对蒋光鼐颇有好感。在他们的会面中，达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合作的默契。这促成了蒋光鼐到福建上任的决心，有利于开拓一个两广和福建联合抗日救国的新局面。被剥夺军权当时的福建名义上是一个省，实际上四分五裂，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1932年9月20日，蒋光鼐到达福州，发表了极其简短的就职讲话之后，就开始着手处理复杂的福建局势。他主张对红军采取和平共处的策略，以争取时间整顿内部、清廉政治。要清廉政治，许多事情都涉及到如何处理当时福建省长方声涛在省内的势力。当蔡廷锴对他谈及省内杂牌军的混乱情况时，蒋光鼐对方声涛不理政务也十分不满，说：“他本来是我们的朋友，屡请其注意，他不以为然，如果再不理会，我军为绥靖地方计，应以断然手段处置。”他迅速地清除了民愤极大的土匪陈国辉部；和蔡廷锴一起改编了纪律不良的部分地方武装；成立闽西善后工作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政令，厉禁烟赌，取消苛捐杂税。“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想消灭十九路军的企图已十分明显，先是要将3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武汉、安徽，把十九路军总部、军部留在南京，想肢解十九路军。在遭到各界人士的反对和蒋光鼐、蔡廷锴的抵制后，他又将之调往福建，进剿红军，想使之两败俱伤。此时，蒋介石更预谋分化十九路军领导层。 1932年9月，蒋介石免去蒋光鼐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职务，由蔡廷锴担任。不久，十九路军的旧领袖、代理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被排挤出中央政府，被迫宣布出洋考察。年底，中央又以改组福建政府为名，任命蒋光鼐为省长，免去其绥靖主任职务，提升蔡廷锴接任。绥靖公署主任统管全省军政，从而使蒋光鼐多年的部下变成他的上司。这一安排的目的十分毒辣，不仅剥夺蒋光鼐的军权，更离间他和蔡廷锴的关系，使十九路军脱离蒋光鼐（自然也就脱离陈铭枢）的影响。蔡廷锴完全洞悉这一委任的意图，表示坚辞不就，一再向中央请求绥靖主任一职仍由蒋光鼐担任。蒋光鼐对于这次领导职务上的变动，表现得十分大度，他力劝蔡廷锴赶快就职。他对蔡廷锴说，再拖下去，中央可能会另外派人来福建统管军政，那时局势将更加复杂。筹备抗日反蒋1933年1月，蒋光鼐宣誓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履行自己新的职务，想在自己所能管辖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廉洁、民主的地方政府，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他创办了省立科学馆。为给成绩优良的穷苦学生提供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他建立了“清贫大学学生奖学金”制度，增加和稳定了教育经费。以往的福建政府，常常以种种藉口，拖欠教师的薪金，以致福州教师形成了一个传统，每逢不能及时领到工资的时候，就集体把帽子留在教育厅礼堂，表示罢课。那年秋天，由于发放教师工资的中国银行停业结帐，教师工资未能及时领出发放而引起教师集体罢课，教育厅礼堂又一次摆满了帽子。当教育厅长郑贞文向蒋光鼐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当即拿出自己在福建银行的存折17000元，交给郑贞文垫发。他慨然说道：“民以食为天，请转达我对诸位教师的歉意。”遂即召集各校校长会议，责令即日上课。他说：“教育乃有关民族前途的大事，学子不可一日无师。教学一天也不能停顿。请教师们相信：从今以后省政府绝对不会借故蒋光鼐发动福建事变始末（湖南）毛峥嵘蒋光鼐蒋光鼐故居——荔荫园海钩沉 SHIHAI GOUCHEN 史 史海钩 沉 SHIHAI GOUCHEN
55 542012 · 7 2012 · 7扣发或者延发教师的薪金。”此后，再没有出现以前频频发生的福建教师罢课索薪事件。1933年4月，他和蔡廷锴、李章达等福建官员一起瞻仰明代抗日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文远台...
篇七：1932年7月,蒋介石将
介 石】（1887-1975）， 名中正， 字介石， 1906年， 在中学读书时即向家里提出要求到日本学习军事。赴日后， 因非公费派遣， 不能入军校， 只能就读于东京清华学校。
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学习炮兵。
1908年春被保送日本东京振武学校， 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
1910年入日本陆军第13师野炮兵第19团为士官候补生。
辛亥革命时归国， 自“二次革命” 后追随孙中山。
1924年国民政府成立黄埔军校， 蒋介石出任校长。
黄埔军校是近代培养中国军事人才的摇篮。
蒋介石两次指挥东征， 避免中国走向分裂， 凝聚中华， 初步完成中国统一。
抗日战争前期，
蒋 介 石主持制定了对日军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 在军事委员会下划分若干战区， 中国陆海空军大元帅， 并一度兼任第一、 第三、 第五、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指挥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进攻，先后进行了平津、 淞沪、 太原、 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 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1943年1月被同盟军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全面负责主持指挥东方战场的军力， 牵制抵御抗击日本法西斯。
蒋 介 石学留日本时就对日本国民性有认识， 认为中日必战。
一次日本教官在上生物课， 指着桌上的一块泥说里面有3万万寄生虫就象中国人一样多， 当时激怒了正年轻气盛的老蒋， 蒋随即走上讲台将那块泥分成若干， 并只着最小一块说， 这里面的寄生虫就象日本人一多…… 留学日本22岁时所做一首诗表达了他当时的雄心壮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 蒋 介 石 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 他写道：
“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 友谊何在？ ” ， 但他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他不得不参与政治， 并成为高手。
1927年秋， 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 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 文天祥， 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
蒋介石上台就已经着手准备对日战争。
西方评价 蒋 介 石是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
1932年在上海“一· 二八” 事变爆发， 1932年1月29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后蒋介石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余决心迁移政府。
与日本长期作战， 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一人。
然而两害相权， 当取其轻， 政府倘不迁移， 随时受威胁， 将来必做城下之盟。
此害之大， 远非一人获罪之比。
余早有志牺牲个人， 以救国家， 他复向所惜哉! ”随后 蒋 介 石通电全国 “同胞惨遭蹂躏， 国亡即在目前， 凡有血气， 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 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 患迫燃眉之时， 皆应为国家争人格， 为民族求生存， 为革命尽责任， 抱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之决心， 以与此破坏和平， 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 ！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 今日虽在野， 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 尽我天职。
” 在蒋公的感召下第十九军、 第五军(第五军是后来蒋介石暗中派遣的， 参战也是打的十九路军旗号) 将士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 奋勇抵抗、 浴血奋战迫使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 迫使东京四易其帅， 数次增兵， 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
1932年3月3日在国联的紧急要求下， 中日双方同意停战。
“一· 二八”抗战， 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 震动了日本。
此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
1937年7月17日， 蒋 介 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 演说：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
1937年在上海“八· 一三” 淞沪会战爆发， 淞沪会战是蒋暗中主动布置， 迫使日本把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 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
中国 国 民 政府自1935年起前后在附近修筑了吴福线、 锡澄线、 乍平嘉线三道国防工事年1937就已竣工。
中国
出动了七十几个步兵师及配属的特种部队， 日本也出动了九个完整的师团及其他附属部队， 双方海空军也都出动作战。
“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 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 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 旅、 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 。其牺牲的壮烈， 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
淞沪会战死伤达27万余人。
蒋介石的嫡系在抗日前期就拼得差不多了， 光“淞沪会战” 就把把蒋的几个精税师拼完！
中央军3/5部队参战。
后来的几个“抗日铁军” 都是在抗日过程中重建的。自1929至1933年， 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 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
蒋的爱国壮举感动着国人， 他的榜样力量使， 各地方杂牌军都甘心情愿的能听他指挥， 为国奉命。
血战台儿庄时， 当 蒋 介 石听说奉命死守腾县的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战死。
亲自从武汉飞往徐州前线祭奠王铭章。
时恰遇敌机空袭，警卫要护其掩蔽， 蒋介 石 挥臂挡住， “小小的飞机， 不要理它。
” 炸弹在不远处爆炸，蒋 介 石不为所动， 一直坚持到祭奠仪式完毕。
蒋 介 石甚至也感召着大批 共 产 党 人， 尽管毛 阳 奉 阴 违 但也不得不赞扬 蒋介 石 。
1938年9月29日毛 泽 东致蒋 介 石的亲笔信：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转述先生盛德， 钦佩无既。
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 凡我国人无不从崇仰。
” 王明一些高级 共 产 党员就是因为过于抗日爱国犯了右倾主义错误， 最后被毛暗中渐渐清理出党的高层。
1937年8月12日， 国 民 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一致推举 蒋 介 石 为三军大元帅通领陆海空军。
8月下旬又授予蒋 介石 组织大本营， 有号令三军统帅权。
一般人认为国 军只是正面抵抗而 共 军做敌后抵抗，这是相当错误的看法。
八路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共 产 党 八路军只是第二 战区在 阎 锡 山 管 理 之 下的一个集团军， 第二战区处还有第六、 第七、 第八、第十三集团军。
新四军更是连集团军都不是， 只是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统制下第二十三集团军下的新编第四军。
八路军、 新四军都是 国 民革命军都是领受着国民政府的津贴装备的军队。
日本军的占领地只是点与线 ， 而不是面。
中国 革 命 军队都是在用各种方法抵抗包括游击、 运动战。
即便是日本军的占领地， 中国的特务工作员能自由的潜入， 以汪伪南京政府为首的各级官公厅， 甚至军队里都有不少重庆的间谍特工占据了汪伪要职。
总之在蒋领导下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在用各种方法战斗模式和日军对抗。
1937年末 ， 蒋 介 石就派出60个师到敌后去打游击。
1938年11月25日， 蒋介石在湖南召开军事会议， 中 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也参加了。
会上蒋介石说：
“……第一期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 可以说是纯军事行动； 第二期则为转败为胜， 转守为攻， 政治与军事同时进行。
在第二期抗战中， 要政治重于军事， 民众重于士兵， 精神重于物质， 游击重于正规，从而达到转败为胜， 转守为功的目的……” 根据敌情重新划分了战区， 设八个正面战场和两个敌后战区。
蒋 介 石 简化了指挥层次， 将原来的七级变为四级， 取消广州西安重庆三个行营改， 设天水和桂林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北方和南方战场的作战。
蒋 介 石是 中 国抗 日战 争的中流砥柱， 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他当时给军部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 中， 明确写道：
“敌方抗日势力之中枢， 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 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 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 而只在于以 蒋 介 石为中心、 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
只要该军存在， 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 这份报告存档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
整个军旅生涯都在中国作战的冈村宁次，是不会把他的对手认错的。
1943年1月，
蒋 介 石被盟军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越南、 泰国亦划入中国战区之内。
使中国国家之声誉及地位， 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
随即派中国远征军入缅
甸支援英国盟军对日军作战。
蒋 介 石全面负责指挥东方战场牵制抵御日本兵力， 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公认。
蒋 介 石是中国近代史中一号曾叱咤风云的人物，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大民族英雄。
在面对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的敌我力量悬殊对比最艰难的形式下，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全面的抵御外强的胜利。
废除了列强强加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收回了中国失去近百年的台湾、 澎湖列岛等领土。
蒋 介 石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个领导全国军民抗御外国侵略者并取得胜利的领袖.
导语：
高考制度使教科书成了中国孩子们的“圣经”， 但如果有一天， 当他们发现圣经的一部分正让事实埋藏在白纸黑字之外， 会有怎样的困惑？ 在中小学课本上， 我们曾读到过这样的内容：
“由民间组织义和团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 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 到1900年春夏间在京津地区形成高潮。
”那历史上真实的义和团们， 又是怎样反帝， 如何爱国的？
“义和团， 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这是初中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20页上对义和团的描述， 接下来还有相关介绍：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 一些外国教会也猖狂地欺压中国人民。从1898年起， 活跃在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 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
上面的歌谣就是当时传唱的。
” 教科书不忘 反帝爱国 “义和团， 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这是初中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20页上对义和团的描述， 接下来还有相关介绍：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 一些外国教会也猖狂地欺压中国人民。
从1898年起， 活跃在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 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
上面的歌谣就是当时传唱的。
” “扶清灭洋” 的义和团 国内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也在巨著《中国通史》 中这样叙述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很多人踊跃参加……也提出了‘助清灭洋’、 ‘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
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 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
”（白寿彝:《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 国学大师钱穆在以传统社会价值为立场的《国史大纲》 中则从社会视角分析：
“盖清自乾嘉以下， 世道日衰， 学者惟有训诂考据， 不足以安心托命， 乃转而逃此。
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 白莲教、 红灯教、 上帝会之此仆彼起， 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 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
庚子拳乱， 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 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
”（钱穆:《国史大纲》， 商务印书馆）
“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 这些出身五湖四海的好汉， 在邹容、 鲁迅、 蔡元培、 李大钊、 陈独秀等亲历了这个时代的人笔下， 却成了“横暴恣睢”（邹容语）、 “反动”（鲁迅语）、 “顽固”（蔡元培语）、 “陈死寂
灭之气象”（李大钊语）、 “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陈独秀语）
等负面形象的集合体。
一曰“反帝爱国”、 一曰“专制黑暗”， 大家们对义和团的评价为何如此泾渭分明？ 这就需要了解在那个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庚子年， 义和团究竟是如何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
不啥样人的义和团 “城中焚劫， 火光蔽天， 日夜不息。
车夫小工， 弃业从之。
近邑无赖， 纷趋都下， 数十万人， 横行都市。
夙所不快， 指为教民， 全家皆尽， 死者十数万人。
杀人刀矛并下， 肢体分裂。
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 亦毙之。
”——陈独秀：《克林德碑》， 写于“义和团”运动后第18年， 作者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 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全国义和团起事后近一年只杀掉一个洋人 据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研究， 在“1900年5月31日（注：
时距义和团大师兄朱红灯1899年夏在山东杠子李庄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大旗已近一年）
之前，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 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 惟一的一个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东的遇害”。（George Nye Steiger：
《中国与西方：
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1927年英文版，转引自牟安世著：《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而庚子事变期间在华洋人的大量死亡（据统计约五百人）， 则出现在清朝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大贴悬赏洋人首级的告示之后， 赏格明码标价， 很难赖账：
“杀一洋人赏五十两； 洋妇四十两； 洋孩三十两。
”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
革命， 不能只靠自觉。
每杀一洋人就杀百倍华人 义和团运动平息后， 外国教会经统计得出结论：
共241名外国人在1900年夏被杀。
根据其他材料， 对于外国平民被杀的最高统计则是500多人。（陈独秀：《克林德碑》， 原载《新青年》 5卷5号）
而仅在直隶一省， 中国籍教民的死亡人数就在两万人以上 （据《历史研究》 2001年第 1 期文 章《 义和 团 运动 期 间 直隶省 的 天主教教民 》， 作者：
巴 斯蒂 （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特级研究员）， 更遑论山东、 山西、 陕西等地的遇害者了。
至于那些被义和团冠以“X 毛子”、 “白莲教”等名目杀害的普通中国人， 更是不计其数（据陈独秀《克林德碑》， 仅在北京城内， 就有“死者十数万人”。）
“反帝”阶段性成果：
北京城“死者十数万人” 马克思曾分析过， 东方农民那种“失掉尊严的、 停滞的、 苟安的生活”， “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 盲目的、 放纵...
篇八：1932年7月,蒋介石将
会史各时期简述（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过程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过程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3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过程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7月，蒋又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
过程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过程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广昌、建宁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是1934年4月上旬，第五次反“围剿”第三阶段，蒋介石集结11个师兵力，兵分两路向中央苏区重镇门户广昌进攻。广昌战役从4月10日打响至28日凌晨结束，最终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失守。广昌失守后，在它的东面，红军还进行了保卫建宁的战斗。这里原来是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所在地。红军作了坚决抵抗，仍未能抵御住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日见匮乏，红军坚持内线作战已难以继续下去。国民党军队在攻占广昌、建宁后，气焰更盛。自7月上旬起，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红军在博古、李德的命令下，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拼消耗。结果，哪一路都无法挡住对方优势兵力的推进。八月底，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以南的重要阵地——驿前。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也被打开缺口，西线和南线日趋困难。
温坊大捷第五次反围剿在四面告急的局势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不管。朱德担负起在转移前支撑战争局面的指挥责任。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地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1934年9月初，在东线取得了温坊大捷。1934年9月1日至3日，在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相配合，在这里接连打了两仗，给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的李延年纵队以重创，歼敌4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红军得到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也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湘江血战第五次反围剿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带着笨重的机器，八万多人在山间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一夜只翻一个山坳。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是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由长征出发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篇九：1932年7月,蒋介石将
教学问题 2016年第 6期●中国现代史专题讲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中期，国民党政府处理内外事务关系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的推行，给当时中国的政治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但这一政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探讨这一政策的转变过程，客观分析其内容及影响，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本质，对于深入研究蒋介石的政治思想、中日关系史和国共关系史也将有所裨益。一、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及形成过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为周宣王中兴之后的诸多统治者所袭用。蒋介石征史论今，重提了“安内攘外”政策。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究竟在何时形成与确立？海峡两岸的许多学者各执其说，认识颇不一致。大陆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三种：其一，在“九一八”事变以前蒋介石已经作为口号提出，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作为基本国策正式确立；其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酝酿产生，同年 11月 30日由蒋介石正式提出并把它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国策”。其三，蒋介石在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确立。台湾学者有的认为在“一·二八”事变后，中日交涉告一段落，蒋介石急谋“安内攘外之大计”，国民党政府“立下决心”，才确定了这个方针。也有的认为 1931年 7月蒋介石决定“攘外必先安内”是一种策略。笔者认为，蒋介石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攘外”与“安内”内涵的解释不尽相同，随着形势变化而有所变化。只有当它成为完整的规定，并被国民党政府接受之时，才标志着这个政策的形成和确立。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我国东北，便开始在我东北边境制造“万宝山事件”等种种挑衅事端。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以江西省为中心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外，国民党内部也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蒋浪潮。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反蒋派，于 1931年 5月，在广州成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粤桂反蒋势力也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河北石友三于 7月举起反蒋旗帜，起兵进攻天津。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直接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为集中力量对付反蒋势力， “围剿”共产党，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一方面于 7月 12日密电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于 23日公开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在这篇电文中，蒋介石首次提出了“攘外应先安内”的说法。规定“攘外”是包括对付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安内”则指的是“剿共”和平定反蒋势力的“称兵作乱”两个方面。由于此时粤桂反蒋势力直接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此他把“安内”的主要矛头对准了粤桂反蒋势力。声称“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初，蒋介石暂停其对红军之“围剿”，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探析 *北京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丁 云*该文是北京市教工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专项课题：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JGWXJCZX201401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丁云，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兼职责任教授。45
历史教学问题 2016年第 6期集中兵力攻打反蒋势力，从而爆发了宁粤战争。正因为蒋介石把主要矛头对准粤桂反蒋势力，所以这时就不能说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形成。第二阶段：
“九一八”事变爆发到 1931年 12月，蒋介石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初步形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余万东北军不战而溃，使东北大片国土很快沦陷。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企图让英美出面干涉。9月 22日，他指示对日采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蒋介石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反蒋势力， “围剿”红色根据地。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政策激起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怒潮。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不得不从武力斗争转为和平谈判。11月 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党内团结是我们的唯一出路》的开幕词中强调，此次大会的“使命”是“一，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而且认为不团结国民党内部，不解决国民党内的纠纷则不能抵御外侮。30日，在顾维钧署理国民政府外长宣誓就职所作的训词之中，蒋介石说: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① 在这篇演讲中，蒋介石很清楚地把“攘外”规定为“战”与“和”两个方面。蒋介石基于自身和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非完全不主张“战”。他所强调的是“国内统一”为“和”与“战”的先决条件。至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初步形成。第三阶段：1932年 1月 28日蒋汪合作政权成立到 6月的五省剿匪会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国策”而得到正式确立。“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政策基本陷入无抵抗，无交涉的绝境。1931年 12月 15日，蒋介石在粤桂反蒋势力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各方面反对的压力之下，被迫宣布下野。1932年 1月 1日，暂时执掌政权的广东派孙科政府尽管主张“抗日”、 “对日绝交”，但由于既不掌财政，又不掌军权，所以支撑不到一个月被迫倒台。这时，蒋介石趁机发表意见书，提出对日四不（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1月中旬，蒋汪在杭州会晤，达成分担权力的协议。28日，蒋汪合作政权成立。正当蒋汪分享权力之时，日军进攻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连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戴季陶等人都主张抗日。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作一定的抗战，但不久又妥协了，更有甚者是他以在野的身份，将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到福建去“围剿”共产党，严重破坏了上海军民的抗战。3月 6日，蒋介石正式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独揽了国民党军事大权。蒋介石重新掌权之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制定“安内攘外”的政策。14日，他明确表示：
“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② 随后国民党政府正式派出代表与日谈判，以迅速结束上海战事，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4月 7日，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集国难会议，讨论“安内攘外”之方策，议决“对日交涉”、 “全力剿共”等方针。5月 5日， 《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定。6月 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五省（豫、鄂、皖、湘、赣）“清剿会议”上，公然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国民党处理内外事务的基本国策，决定对共产党所领导的苏维埃区域进行“围剿”。6月下旬，成立了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剿匪司令部”，并于 1932年 6月对中央苏维埃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至此，蒋介石以“剿共”为先决条件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基本形成。综上所述，蒋介石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开始酝酿“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年 11月初步形成这个政策。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汪合作在洛阳国难会议上讨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于 6月份在豫鄂皖湘赣五省“剿匪”会议被正式宣布确立，并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二、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1932年 12月 1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政会议上所作的《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演说中说到“安内”的两个对象：
“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安①《革命文献》第 72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 26页。②吴相湘编著：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 270页。46
历史教学问题 2016年第 6期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① 1933年 9月 17日蒋介石对第三期军官团讲演的《爱民的精义与教民的宗旨》中提到“安内”的对象：
“第一是赤匪，第二就是一般反抗中央的军阀。”② 综上所述，蒋介石所要“安内”的主要对象有三：一，国民党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二，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三，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地方军阀。对于这三种“不安”对象如何“安”法？蒋介石主张：对于国民党内部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修明内政与整伤吏治”的方法解决；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蒋介石采取唯一的手段是“剿”，要求国民党“一般负有党务政治军事责任的同志，个个下‘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要以“硬干、实干、快干”的精神“剿灭”之。而对于一般反抗中央的军阀，以“剿”为主，以“抚”为辅。显然，蒋介石的“安内”，主要就是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因此，就军事而言，蒋介石的“攘外先安内”实质上就是“攘外必先剿共”。就此而论，这一政策在政治上的反动性是不言而喻的。总体来说， “攘外”，包括“战”与“和”两个方面，而以“和”为主； “安内”则包括“剿共”和剪除反蒋势力、解决国民党内部矛盾两个方面，而以“剿共”为主。其中，“安内”是“攘外”的前提。自 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到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的 4年多时间内，蒋介石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国策，并加以积极推行。1.在外交方面，国民党政府表现为对日妥协退让，并企图依靠英美力量抑制日本对华侵略。为了集中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置国家、民族的危亡而不顾，对日妥协退让，继《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1933年 5-7月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 《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中方提出包括取缔抗日、经济合作、共同防共为主要内容的对华“三原则”，蒋介石曾一度表示可以原则上接受。另外，蒋介石还亲自出马，制造舆论，为其卖国行径作辩护。1934年 10月，他借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了《敌乎？友乎？》这篇有关中日关系检讨的文章，居然说: “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③ 在日本侵略中国之时，蒋介石还强调中日关系“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
④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仍寄希望于英美和国联。当时英美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不希望中日全面开战。在列强的干预下，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33年 2月 24日，国际联盟特别会议召开，44国参加者以 42票赞成，通过“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日本无视国联会议的精神，并于 3月27日正式通告退出国联。国联未能起到制裁日本的作用。蒋介石依靠英美力量抑制日本对华侵略的希望落空。2.在内政方面，继续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围剿”，并想方设法剪除和削弱异己势力。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安内”的重点是在于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首先，在军事方面，国民党政府倾其全力继续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1932年 7月至1933年 3月，蒋介石纠集 50万兵力，发动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结果遭惨败。1933年 10月，蒋又调集 100万兵力、200架飞机，亲自“督剿”，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红军反“围剿”受挫，撤离南方根据地，进行长征，并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此后蒋介石不断增兵西北，1936年 10月和12月蒋曾两次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迅速“剿共”。1932年后，蒋介石整编、加强国民党正规军，扩充地方武装，以强化其军事力量，投入“剿共”内战。除此之外，蒋还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强化对国民党军队反共反人民的精神教育。其次，在政治方面，蒋介石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来配合他的“剿共”内战。1932年6月，蒋介石在哀叹其三次“剿共”战争的失败时说“仅凭军事力量根绝共党武力，是颇为困难的”， “政治工作和宣慰工作”比枪弹更为重要。⑤为此，蒋介石制定并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国民党政府在省、县之间设置行政督察专员，以“督导”地方政府推行其政令方针；在部分原来的苏区实行二五减租等来笼络人心；在各省市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严密的基层统治网，以加强①②《蒋总统集》，1968年台北版，第 606页，第 710页。③④《革命文献》第 72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 136页，第 161页。⑤《蒋总统秘录》第 9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 7页。47
历史教学问题 2016年第 6期对国统区人民的全面控制。另外，蒋介石在 1932年上台以后，利用各种时机，剪除和削弱反蒋势力。其主要手段有：第一，利用日伪力量来消灭反蒋抗日武装。例如，1933年 5月，冯玉祥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崛起后，曾屡挫日军。蒋介石不仅未予支持，反而以“妨碍中央边区计划”等罪名对同盟军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在军事上调集关麟征等部进行围攻。甚至不惜勾结日寇和伪军张海鹏部联合进攻同盟军。在日、伪、蒋军队的围击之下，抗日同盟军惨遭失败。第二，假异己势力来“剿共”，使之两败俱伤，以达到一石二鸟之目的。例如，1936年 12月蒋介石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将部队全部开往陕北前线进攻红军，并威胁张、杨，声称若违抗他的命令，则要将他们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