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3篇）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 文学的回顾，不朽的传奇 一个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并且身兼着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头衔，一个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
文学的回顾，不朽的传奇一个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并且身兼着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头衔，一个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家，同时涉身于小说、诗歌、剧作的创作；一个以中国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处境为背景让阿Q成为批判国民麻木愚昧的典范，一个以“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这一看似简单的理由为动机，让堂吉诃德化身为展现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画面的代言人。两位伟大作家笔下的人物如今都耳熟能详，但是由于社会背景，作者自身经历及情感体验的差异，让阿Q与堂吉诃德的文学形象大相径庭。我们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堂吉诃德给我们的感觉是可笑亦可悲，还让人觉着有点怜惜。我不是评论家，可以用纯文学的态度去审视他们，也不是社会家，可以为他们所代言的广阔社会现象而拍案崛起，我只觉得不管是阿Q还是堂吉诃德，看着怎么总让人心酸呢??
总的说来堂吉诃德比阿Q的处境要好，即便不是这样但至少我觉得是如此。阿Q贫无立锥之地，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做什么可以维生他便做什么；而堂吉诃德虽然穷，但至少还是个绅士，有个家，那匹马都皮包骨头了，但总之还是他的财产。阿Q没有朋友，什么王胡、小D之类都可以让他处于失败者的位置，更不用说假洋鬼子和赵太爷之流了；但是堂吉诃德有朋友，有为他着想的朋友，会劝他帮他，不管是明显的还是隐晦的，他还有桑丘这么一个忠实的仆人，虽然桑丘过于讲求实际，甚至还有些目光短浅。这一点我就觉得阿Q实在是没法跟堂吉诃德比，没有爱情的人顶多不够浪漫，没有友情的人就算得上不够幸运了。阿Q的爱情，其实谈不上爱情之说，他“调戏”小尼姑，对吴妈说出“我要和你困觉”，这之类的言行，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出于人类最自然的欲望，也就是心理学上说的“本我”状态。而堂吉诃德则不然，他有很美好的爱情幻想，他心中的杜尔西内亚无人能比，他愿意用荣誉和生命去维护她，终生为她服务，虽然她只是一个梦幻中的角色。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从某个层面来说是很值得钦佩的，毕竟我们现在谁敢自诩更看重精神恋爱？能像堂吉诃德那样一心一意毫无怨言的“爱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堂吉诃德跟阿Q最大的区别，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差距，遥不可及。阿Q作为中国传统的农民形象，目不识丁，而堂吉诃德多少是个乡间绅士，他痴迷于游侠小说正是因为他识字才能看，当然也不是说是因为他识字才害得他盲目追求不讲实际的。这在于一种精神的差异，在阿Q身上我们很难联想到涵养、气质、文化之类的名词，他就是一个倍受封建压迫剥削的苦难农民，温饱都是问题，谁还有心思去搞识字文化这类“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顶多说堂吉诃德荒唐可笑，但没人说他是因为大字不识而做出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来，但是我们更不能说识了字有文化的人就不麻木愚昧了，这里只是单纯的比较阿Q跟堂吉诃德两个人。俗话说知识改变命运，虽然堂吉诃德因为读骑士小说而使命运颇为荒唐，但这不能不说是“知识改变的”，相对于阿Q来说，堂吉诃德在我心中的形象要“文雅”得多。阿Q和堂吉诃德的出现无疑给当时社会掀起了巨浪，但是自《堂吉诃德》问世后骑士小说也真的奇
迹般地销声匿迹了，虽然塞万提斯的动机不单单是这般，但是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阿Q正传》出版后引起了国民的广泛关注，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麻木愚昧的人还是在残破不堪的中华大地上游魂一般的飘荡？这就不是单纯的比较谁的影响力更大了，因为一种现象远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来得猛烈和不可撼动。
看阿Q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他精神胜利法的源泉到底在哪里？他卑微得连最后一件衣衫也被剥去的时候还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都迷糊不清，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其实他连老婆也没有。这是道家的乐观淡然还是佛家的望眼于虚无的来世？遇到什么事他总是想到好的一面，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去“自轻自贱”那剩下的就是“第一个”了，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俗话总说“要有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阿Q却总是有最好的希望，打算也是最好的，什么都好，到头来却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没有，连糊里糊涂的被拉去砍了头也不自觉。只有在赢了钱又被抢去的时候才真正觉着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另一个自己，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被主持发现，阿Q自知理亏，却死要面子的耍无赖“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这不禁让我想起那些小孩子抢玩具时常说的一句话：“你说是你的，那你把它叫答应啊！”阿Q这行为无疑有点小泼皮了，跟耍赖的孩子似的，让人哭笑不得。我想难道中国那时候的环境就这般不堪
么？瞧瞧这人都变成什么样儿了！只能叫一具在地狱里挣扎的还有口气的死尸。让人看着都觉得愤恨，国不强则民不明啊！所幸堂吉诃德还没有这般麻木不仁，或许还可以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虽然文学史上给他的评价无非就是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一个骑士小说痴迷者，但是他多少让人觉出点“人味儿”。
我们用点赞赏性的话来说他，他也许算得上一个为了维护正义，拯救世人，甘愿牺牲性命的无畏勇士，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锄强扶弱，把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虽然这都是受了骑士小说的不良影响，但至少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谁敢说有着这样理想的人是坏人？他把羊群当作军队冲杀过去的情景跟阿Q偷萝卜乍一看还挺像的，小孩子不也是把一些物什当作想象中的妖怪魔鬼去战斗么？堂吉诃德似乎不算荒唐，只是过于孩子气罢了，跟阿Q的无赖还是相距颇远的。但是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三头六臂的巨人，提矛舍命冲过去，结果被掀到在地不能动弹，把客店看作城堡，把妓女当作大家闺秀，硬要店长给他加封，结果别人戏耍他的他还一味的心满意足。看到这样的堂吉诃德我就觉得他不是有神经病就是快要得神经病了，要不就是眼睛出问题了，要不好好的东西在他看来怎么就变了样呢？
这我不得不说西班牙那时候的骑士游侠小说太厉害了，把一个人都毒害成这样了，就差走火入魔了，不，也许已经入魔了。
阿Q最大的法宝就是精神胜利法，他夸耀过去，放眼未来，真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挨了打能自轻自贱，这也能算作“第一个”，跟状元相提并论，要不一句“儿子打老子”更能让他心满意足。而堂
吉诃德的精神食粮就是幻想，一个人的幻想要是到了他那种程度也算是炉火纯青了，他是一个融愚蠢和聪明博学，荒唐和正直善良，无能和勇敢顽强于一体的矛盾综合体。阿Q和他都是靠自己的思想来战胜眼前的苦难，只不过具体形式不同罢了。阿Q的国民劣根性不管是由于他个人的缘故还是整个社会强压在他身上的，从哪个方面看都让人觉得可悲，甚至可恨。但是堂吉诃德的荒唐盲目都是有着一种深深的执念，他想像骑士一样扫除社会上的罪恶和一切不公平的存在，他认为他所遭受的磨难都是身为一个骑士所必经的，他找到自己和桑丘都能接受的理由——“这都怨我，我不应该举剑向那些人进攻。他们同我不一样，不是受封骑士，我违反了骑士规则，我觉得是战神让杨瓜斯人惩罚我。”这只能是他单方面的美好愿望，事实远比他想的更残酷，但是他活在自己的骑士小说里津津乐道。堂吉诃德最可敬也是最可悲的就是他的爱情幻想，《堂吉诃德》中写了很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没有一件发生在他身上。他成功时梦到的，失意时想到的，寂寞时念到的，都是一个可以说根本不存在的人——杜尔西内亚。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却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的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他为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受了多少委屈心酸和悲苦，但他还是念念不忘，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女子被这样爱着，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他是可悲也可叹，但是更多的是可爱，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可爱，好像他这个人站在那儿就代表了一种美好，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很多女子梦寐以求的坚贞，在堂吉诃德这里找到了答案。
堂吉诃德最终醒悟了，看清了沉迷骑士小说的危害，这多少还是让人欣慰的，但是阿Q最终想的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了。
两个都是靠自己思想生活的人，跟作者的思想深度无关，说不清谁是谁非，全在自己的感受，历史长河已经把曾经的往昔冲刷泛白，但是他们所折射的那个社会的背影却久久萦绕于心，不肯离去。阿Q有阿Q的麻木愚昧，自欺欺人，堂吉诃德有堂吉诃德的荒唐可笑，执着幻想，翻着这两本社会大百科，我们只能用无法匹及的眼光仰视他们??
篇二：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堂吉诃德与阿Q艺术形象的差异作者：李贞慧
程
森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21期
摘要:阿Q与堂吉诃德,一中一洋,一今一古,他们两人都生活在自己内心的幻影中,成为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想与现实相脱离的人物典型。他们在意识、语言、行为、命运、性格及其美学内蕴等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阿Q堂吉诃德
差别
引言
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和中国现代文坛泰斗鲁迅,为我们成功地塑造出堂吉诃德和阿Q这两个富有艺术光彩的典型形象。从这两个人物形象诞生起,他们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倾向不知引起了多少读者与评论家的关注乃至心灵震撼。于是,堂吉诃德主义和阿Q主义也随之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他们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生活在16世纪末的西班牙;一个是卑微渺小的无业游民,一个是血统纯粹的有识绅士。这两个形象的可笑之处都是源于丰富生活的创造,又都是那么富有魅力,捧腹的同时又都予以无限的同情;在有褒扬的背后又有着深刻的批判。不少学者对阿Q和堂吉诃德的思想行为、美学品格方面的相似点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导致这些相似点的深层原因。本文将这两个形象进行对比,力图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别,重温其艺术形象的魅力。
精神胜利法的差别。鲁迅笔下的阿Q和塞万提斯勾画的堂吉诃德,均被认为是“精神胜利法”的典范,但二者在性质上也有区别。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消极的,“阿Q以如是等等的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番,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他借此去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去适应那种凄惨的生活,丝毫没有借此去改变现状的意思。阿Q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鲁迅有意突出他的这种特征,力图通过阿Q这一形象勾画出中华民族的灵魂,借以揭示中国当时那种愚弱的国民劣根性。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是积极的,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侍从“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要好转”。他借此鼓舞起自己继续前进的勇气,使自己不至于因暂时的挫败磨灭了意志,被一时的失败泯灭了其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塞万提斯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更丰富的内涵。他把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嵌进了表面上疯癫可笑的堂吉诃德的灵魂深处。
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之所以具有精神胜利法,并且在程度和性质上有所不同,是和中国与西班牙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的中国和16世纪末的西班牙都处于新旧冲突的动荡时代。旧思想的畸形毒害,使阿Q和堂吉诃德都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但由于两位主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人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决定了其精神胜利法的差异。阿Q是中国封建意识长期毒害的牺牲品,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理所当然地成为鲁迅抨击的靶子,其精神胜利法正是作者竭力批驳并予以抛弃的旧意识。堂吉诃德虽然深受骑士小说的毒害,但作者借他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在堂吉诃德身上,不仅有旧的、应该抛弃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新的、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一面。因此,他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无论在程度上还是性质上,都与阿Q有显著的差别。
性格及教益的差别。阿Q的油滑、麻木、愚顽、憨拙在其性格的构成因素中占主导地位,而堂吉诃德性格的构成因素则主要是固执、痴迷、荒唐和疯癫。堂吉诃德的言行虽然荒唐、鲁莽,但是只要不涉及骑士文学,他便表现出渊博的学识,议论中常常充满真知灼见,而且富于幽默感,给读者带来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比如堂吉诃德说过这样富有哲理的话:“名誉和美德是灵魂的装饰,没有它们,肉体即使再美,也不算真美。我是生而自由的,我要为自由而生存。……我们对那些深沉苦海中的人,不该再向他们泼水。今在世,明日永诀,小羊迟早也跟大羊一样要被插上烤肉的叉子。上帝给你的寿命,谁也休想在世上多呆几个钟头,因为死亡是聋子,当它来敲生命之门时,老是那么匆匆忙忙,没有一样东西能挡得住它。无论是武力还是哀求,是王杖或是法冠。不幸永远紧跟着天才。”而阿Q不仅行动盲目,而且出言俗陋粗鄙,与泥沙无异,只是偶尔表现出一种近乎油腔滑调和强词夺理的清醒与机智。堂吉诃德虽然“一生空幻”,但他最后尚能“临殁见真”,以沉痛的含泪的教训告诫自己的外甥女永远不要嫁给读骑士小说的人。因此,他是在领悟到人生真谛以后才离开尘世的。而阿Q则是麻木一生,就是在死到临头时,他还若无其事地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不像堂吉诃德,最终让我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悔恨。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造成的差别。鲁迅是抱着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目的写作《阿Q正传》的。事实上,阿Q这个人物也被读者视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象征。鲁迅对中国文明作过深刻的剖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这种文明必然会养育出卑劣的狼、羊双重人格:见了狼是羊,见了羊是狼。阿Q就是这种狼、羊双重人格的典型:在强者赵太爷、秀才面前,他固然只有挨打的资格;在弱者小尼姑面前,他却敢于肆无忌惮地动手动脚,又摸又拧!这种狼、羊双重人格者在权势者面前,绝对逆来顺受,一旦得势,则必定极其凶残,鲁迅是把阿Q作为中国文明的“标本”来批判的。
西方社会虽然也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由于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基督教文明,其终极关怀在彼岸世界,是彼岸“上帝之城”的自由、正义与博爱。堂吉诃德可谓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文学典范。他相信骑士小说中的荒唐故事,是因为心中有一位正义、博爱的上帝,相信“建立骑士道就是为了保障女人的安全,保护童女,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相信骑士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使者,是上帝维持正义的胳膊”,所以他不仅相信从前有过高贵、正义的骑士,而且坚信是“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我恢复金子的时代,一般人所谓的黄金时代。各种奇事遇险、丰功伟绩,都是特地留给我的。……我是有使命的。”总之,堂吉诃德是以“上帝之城”的价值标准作为处事信条的,心中蕴涵有美的光辉、理想的光辉,所以他明知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却要为实现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黄金时代”“重振已经衰亡的骑士道”而奋斗,堂吉诃德与阿Q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他不像阿Q那样一味地服从或利用丑陋的现实人生,而是以一种正义的理想、理念去抗衡和矫正丑陋的现实人生。
堂吉诃德和阿Q不同的人生观念,正是中国儒家文明认同世俗等级社会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以彼岸理想来抗拒此岸现实的缩影。中国文化是一种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无论中国的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都不推崇信仰。中国人在官运亨通时一般信仰儒家,而一遇到麻烦则会逃到道家去寻找安慰。这种儒、道互补的人生观造就了中国人“中庸”的人生态度。至于下层不开化的平民百姓,如阿Q之辈,有的仅是盲从而已。阿Q的盲从使他成了“替罪羊”,在临刑之前也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何要被砍头。
西方文化则执著于信仰,崇尚殉道精神。对基督教坚定的信仰哺育了西方人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文学中也塑造了许多执著于信仰的典范。真理愈辩愈明,堂吉诃德最后终于认识到骑士的荒谬性。他在临终前说:“我从前是疯子,现在头脑清醒了。”“现在才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恨已迟。”
结语
骑士文学中的骑士形象,大都是有一个崇拜的情人,而堂吉诃德在“骑士道”已经过时的情况下,中了“骑士文学”的毒。阿Q是在中国这片土地,有中国特色的人物形象。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积久的小农经济,长期的儒家思想的统治,给阿Q打上了千年的烙印,他没有改变农民的形象,却也是畸形发展的农民形象。中西不同的文化精神孕育了这两个既具有相似之点,又有同中之异的世界文学典型。他们的差异性为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补、互利、互识、互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较文学学者普遍认为,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阿Q和堂吉诃德因各自具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才成为世界文学画廊里的不朽典型。
参考文献:1.晓秋:《品头论足读阿Q》,《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
2.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
篇三：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
Q正传》1《堂吉诃德》与《阿400年前，《堂吉诃德》在狱中诞生。之后，它的作者、穷困潦倒的塞万提斯在第二部的献辞中写道：“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就此，小说的英译者塞缪尔·普特南曾在其译本中加注说：明万历年间，神宗皇帝曾托传教士带给西班牙国王一封信。普特南认为塞万提斯之所以开这个玩笑，可能是因为听说了这件事。
然而，事实上西班牙对中国的关注和觊觎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最初是通过入侵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人，之后是通过意大利商人。1403年，克拉维霍奉卡斯蒂利亚斯国王恩里克三世（史称亨利三世）之命携国书及礼品觐见帖木儿。1492年，哥伦布在女王伊萨贝尔的支持下开始了以中国为目标的历史性航行，却阴错阳差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到了16世纪，随着西班牙帝国的诞生，西班牙—新西班牙（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迅速贯通。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对中国更加垂涎三尺，从1569年到1797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莱加斯比、吉多·德·拉维萨雷斯、弗朗西斯科·桑德、阿吉拉尔等接二连三地要求西班牙国王派兵征服中国。两相比照，退役军人塞万提斯的和平意图便昭昭然矣。但是，这种和平意图直到300年后才以超文学的方式传至中国。
20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日本最先接触到了这部作品。周作人在一册叫作《欧洲文学史（1918）的教材里几乎一步走完3个世纪的解读，说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则被认为有着堂吉诃德的影子，但来者显然只是逝者的一个反面。也就是说，鲁迅用阿Q创造了一个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反堂吉诃德。
有人把“Q”字的尾巴视作辫子。而实际上它与堂吉诃德颇有渊源。首先，阿Q的“精神胜利法”几乎完全是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的翻版：堂吉诃德屡战屡败，却总能自我安慰。比如他大战风车失利后对侍从桑丘说，要不是魔法师捣鬼，把巨人变成了风车，那巨人一定不是他的对手。其次，鲁迅赖以指涉“阿桂”或“阿贵”的Q，恰恰是吉诃德的第一个字母。倘非有意，鲁迅干吗非得用一个洋文字母指代一个地道国人的名讳？何况，鲁迅当时刚接触《堂吉诃德》，且对它爱不释手。直至1928年，他还约请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从德文转译过来，发表在他们合编的《奔流》（创刊号）上。根据屠格涅夫的观点，鲁迅在“编校后记”中把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哈姆雷特则“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3同时他希望在自己主编的《朝花小集》丛书里出一个“可读的”《堂吉诃德》译本。而创造社、太阳社认定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时正冷嘲热讽地攻击鲁迅为中国的吉诃德先生。上世纪30年代，鲁迅又和瞿秋白一道（前者从德文，后者从俄文）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在“后记”中说，“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
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堂吉诃德》被介绍至中国具有文学和政治双重色彩，那么到九十年代的探讨就显得形而上学了。“文革”前后，杨绛先生首次依从马林校勘本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首版）。此后，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物欲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理想的失落，于是堂吉诃德又一次成为人文学者关注的对象。以《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93）为代表，堂吉诃德的冲动在中国逐渐转化为形而上学的思考。有关学者把堂吉诃德精神放大为民族意识，不仅提出了“集体堂吉诃德”等概念，而且从中国现代历史的某种集体盲动性看到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可能性。
但是，一如滴水落进池里，这种意图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倒是受出版市场的驱动，又有10余个译本在神州大4地上相继问世，从而使《堂吉诃德》这块精神画饼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继续貌似风光地热卖着。然而，还是那句老话：惟其如此，我们才需要堂吉诃德。也惟其如此，堂吉诃德随时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找到平衡“道”、“器”的妙方，也远没有抵达与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相对应的精神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