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内容大全5篇党史故事内容大全 党史经典故事集合16篇 党史经典故事集合16篇 党史的意义政党的历史。它也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经典故事的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党史故事内容大全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党史故事内容大全
史经典故事集合 16 篇党史经典故事集合 16 篇
党史的意义政党的历史。它也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经典故事的文章 16 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党史经典故事
刘胡兰的故事 1946 年的一个秋天，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
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 14 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 年 12 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
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 年 1 月 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悄悄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 15 周岁。
第二篇: 党史经典故事
梁斌从 1948 年底到 1952 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 1952 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第三篇: 党史经典故事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是竹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时隔半个多世纪，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无数游客读到江姐狱中书信的时候，无不被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
感动。
刘帅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自 2001 年参加工作，15 年来他每天都要为游客讲述在渣滓洞、白公馆里战斗的红岩革命者的事迹，包括人们熟悉的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做了讲解员后，我对江姐有了更丰满的认识，她不仅是一个女英雄，也是一个妻子，是一个母亲。正因为如此，15 年来，江姐的故事他讲了不下 2 万次，可每每讲到动情处仍止不住流泪。
1943 年，因地下工作需要，江竹筠接受党的指派和彭咏梧假扮夫妻。在革命工作中，两人逐渐建立起深厚感情，于 1945年结婚。
此后，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处理了大量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并以川东临时委员会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随丈夫一起奔赴川东武装斗争第一线。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江竹筠将出生不久的孩子送给亲戚抚养。
1948 年 6 月 14 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拷问的对象。
随着刘帅的脚步，记者走进当年渣滓洞的刑讯室，老虎凳、烙铁、皮鞭各种刑具按照当时的模样摆放在地，令人骇然。刘帅指着一排排斑驳生锈的镣铐说，这些不是仿品，而是解放后从烈士遗体上取下的。江姐所遭受的，是一种叫做手刑的刑罚：5 根筷
子夹住手指，两面用绳子一拉，十指连心，令人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 15 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今年清明节时，90 岁高龄的孙重依然参加了祭扫烈士活动，这成为他半个多世纪以来雷打不动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虽没有亲眼看见江姐受刑，但在放风的时候，他看到江姐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像腌萝卜似的。狱友们都知道，江姐受了老虎凳、夹手指的酷刑。
房间很小，没有床，被褥直接铺在地上这就是当年关押江姐的女牢。重庆夏天潮热，冬天阴冷，很难想象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是怎样的煎熬。幸存的狱友回忆，江姐由于受刑重，为了忍受疼痛，她只有咬被子，被子的一角都被她咬破了，棉花漏在外面。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对江姐和共产党人来说，什么才是更大的考验?
在渣滓洞一间展室，记者见到了那张令人动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幼童，脸上流露着满满的幸福。这是江姐一家人唯一一张全家福，拍摄于她和丈夫彭咏梧即将前往下川东地区参加武装斗争之前。拍完这张照片，江姐将他们唯一的孩子彭云送给了亲戚抚养，丈夫彭咏梧不久在战斗中牺牲，头颅被敌人砍下悬在城门。
可以这样说，江姐夫妇对可能的遭遇是明了的，很难想象，照片上面带微笑的他们内心是一种怎样的不舍！刘帅说，当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把自己的梳子、牙刷、口杯所有能送的东西都送给了其他难友，身上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存放着江姐最后一封书信。信纸只有普通手掌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信是写给寄养她儿子的亲戚的：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作为革命者的江姐，虽早已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可作为母亲的她又希望活下来陪伴儿子成长。可以想象，这种备受煎熬的心情伴随了她在黑牢中的每一天。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刘和平说。
纵有万般柔情，为了革命胜利，为了人民幸福，可以抛弃一切慷慨赴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钢铁意志，这就是革命先烈经受的考验和无畏的牺牲，这就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壮烈历程。
1949 年 11 月 14 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 29 岁。
如今，每年都有超过 600 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红岩革命教育基地，感受烈士精神，凭吊烈士英魂。
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刘帅说，江姐书信中说过的一句话，正是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英烈的生命写照。
第四篇: 党史经典故事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 24 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 多斤，徒步 300 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 120 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
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 5 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第五篇: 党史经典故事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 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
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第六篇: 党史经典故事
1、1949 年 10 月 1 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 年 1 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
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 400 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 400 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 年 11 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 12 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 1952 年 10 月 27 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
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 27 日寄去一信，请于 12 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 11 月 28 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
篇二：党史故事内容大全
史经典故事集合 20 篇党史经典故事集合 20 篇
学习党的历史了解党的情况，跟着党走。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经典故事的文章 20 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党史经典故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25 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第二篇: 党史经典故事
党史中的小故事：毛泽东的拐杖情缘
毛泽东一生热爱山水，工作之余，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拐杖，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只要合用就行。在众多拐杖中，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
毛泽东喜欢杭州，称杭州为第二故乡，生前先后 40 多次来杭州。20 世纪 60 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登丁家山，上山前，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简单处理了一下，当作拐杖，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郑重地问工作人员：这根竹子有没有付钱?工作人员回答说：老乡本来不收钱，但我们还是付了。毛泽东很高兴，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毛泽东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要带回北京去。
后来，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还是外出视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的拐杖。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曾有人给毛泽东送精致的拐杖，但是他却从不留用。对于从野外带回来的这根竹拐杖，他却敝帚自珍，视为珍宝。
有一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考察，随身带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过的竹拐杖。其间，越南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访问，到长沙拜见毛泽东。毛泽东与胡志明交情很深，两人相见甚欢。有一天散步时，胡志明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交换拐杖，以资纪念。毛泽东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致的拐杖，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风趣地说：就这根打狗棍跟你换?换不得，你的太漂亮了。胡志明拗不
过毛泽东，只好带着遗憾回去了。
生活作风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好恶问题，还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精神品格的具体反映。生活俭朴是毛泽东的一贯本色，他不太注重物质享受，一向严格要求自己，拒奢侈崇俭朴。他的拐杖就是最好的说明。
毛泽东喜欢拐杖，宁可拄杖徒步，也不愿坐担架，更不愿坐轿子。
1947 年 3 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其时，他肺炎初愈，身体虚弱。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难，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可他坚决不坐，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毛泽东不坐担架，这让大家很伤脑筋。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送给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
晚年，毛泽东的登山爱好没有改变，但他有一个原则即上山不坐轿。有一次，毛泽东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火车到了安徽，张治中建议毛泽东上黄山看一看，毛泽东心有所动，但是，当他得知不能开车上山，只能坐轿登山时，就毅然放弃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轿。
很多人对毛泽东不坐担架、不坐轿子感到不解，对此，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毛泽东不能坐!
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他比谁都更有权力和条件要求好的物质享受，可他从来不搞特殊化。宁愿拄杖徒步，也不坐轿子，正是他公仆本色的体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毛主席之所以被人民爱戴和怀念，原因也在于此。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使广大党员谨守朴素的生活作风，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牢记人民公仆的本色，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对此，也许可以从毛泽东的拐杖中得到一些启示吧!
第三篇: 党史经典故事
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开始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福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1934 年 7 月，红七军团进入福建，在闽赣苏区休整补充后率先北上，进入闽浙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会合后，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地区遭到敌军的疯狂围攻，最终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壮烈牺牲。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八万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长征。三万多八闽儿女参加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壮举。在长达一年多的战略转移过程中，八闽儿女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胜利到达陕北的，已经不足三千。湘江之战，以闽籍指战员为主的红五军团第 34 师和红三军
团第 18 团承担断后任务，血战十天，以全军覆没的代价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7000 多人几无所存。在祁连山脚，西路军血洒河西走廊，红五军团悲歌高台城下，数千名历经雪山草地考验的闽籍红军指战员马革裹尸。在遵义城下，在赤水河畔，在金沙江边，在大渡河头，在皑皑雪山，在茫茫草地，在六盘山，在直罗镇，到处都洒下了八闽儿女的鲜血。(这是先遣队在那样的历史大背景前提下而进行的)
一个远离喧嚣的偏僻的小山镇-----赤溪，距城关 53 公里，四面环山，峰峦叠起，每座山峰都在溪中长出，山清水秀，正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叶，我们的先辈们，没有你们这样的幸运，在头上压着三座沉重的大山剥夺了他们的幸福感，或者说是给生活带来了痛苦。他们为了解脱这些痛苦，就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了国家，他们抛投骨，洒热血。
这天你们生长在红旗下，个性在这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你们就很难体味到那时的背景，残忍，是的，此刻我就讲讲，我们赤溪镇的一些党史吧。
赤溪是一个小山镇，三十年我们那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是，便于革命志士开展活动的好环境，因此，我们全镇上下基本掀起参加革命风，据完全统计有 108 人参加革命，比霍童镇还多三个，真是一个奇迹啊。
第四篇: 党史经典故事
5 位战士渡乌江
1935 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 250 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 10 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 18 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 9 时左右，18 人中的 8 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 只竹筏同时强渡，3 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 2 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 4 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 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
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第五篇: 党史经典故事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第六篇: 党史经典故事
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
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第七篇: 党史经典故事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 年 11 月，时任解放军
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
篇三：党史故事内容大全
史经典故事范文八篇党史经典故事范文八篇
党的指导思想、坚持理论、不断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结合国情的发展史。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经典故事的文章 8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党史经典故事
红九军廿六师七十八团团长刘德全，出生于湖北随县双河观音堂黄家湾，家有田地三百二十亩，宅院两栋，算得上是富豪之家。然而，出生在这个大地主家庭的刘德全，却毅然与家庭分道扬镳，卖掉自己的土地，筹集革命经费。
1926 年，25 岁的刘德全踏上了革命之路。回到家后，他开始走家串户和农民交往，常常与佃户谈到深夜，有时还和长工同宿。他还经常给母亲及家里人讲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不信鬼、不求神，中国的出路只有闹革命等等。
他曾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
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
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
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1928 年秋，刘德全以新集乡联保主任名义组织了地方自卫武装，他将家中的田地卖掉二十亩作为经费。1929 年春，他又建立了新集乡公所农民自卫队。他率部击溃了几股土匪，还处决了多名当地农民痛恨的土豪劣绅。此后，农民纷纷参加自卫队，不久，刘德全在新集正式成立了新集农民自卫队。
1930 年夏，刘德全率领农民自卫大队参加了枣阳蔡阳铺武装暴动。6 月 9 日，红军七十八团正式成立，刘德全任团长。
第二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89 年 5 月 31 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
邓小平深知选人重于泰山。他结合自身经历讲了一段党史，他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那么，改革开放后，怎样选出成熟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呢?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讲了五条标准。
选改革者。改革大业不半途而废，改革巨轮顺利航行，必须选坚定的改革者。其一，选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条。邓小平说：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其二，选改革者是大局。邓小平指出：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其三，不选改革者就会经常闹事，就会永无宁日。邓小平强调：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无宁日。
邓小平强调选改革者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决定改革大业的成败在于改革者、在于改革者在改革历史进程中大有所为。
选开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选开放者同样决定中国命运。邓小平交待了两点：一是不许关门，封闭就会造成灾难。邓小平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二是要干起来，大开放。邓小平指出：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选开放者，邓小平进一步设想：我们要再造
几个香港，就是说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
邓小平强调选开放者是因为开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
选实干者。实干兴邦，威信来自干实事、干成实事。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干者，特别是把在改革开放中干出实绩的人选进中央领导班子是邓小平一贯的用人标准。他指出：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实绩，来取信于民。邓小平还考虑一个更深层次的长远问题，即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和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在较短时间内树立威信，邓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携都不是长久之计。他的办法和出路就是实干，邓小平说：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他还交待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总之，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
邓小平强调选实干者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党的阶段任务、党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
选公认者。邓小平说：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公认，邓小平强调：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用
诚恳二字讲公认和两个信得过，怎样识别公认者和信得过者。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四条原则：一要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实绩。二要在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坚定不移。三要在反腐败方面动真格的。四要在团结方面不搞小圈子。
邓小平强调选公认者是由党的性质、人民的愿望、社会的稳定所决定的。
选人三要。一是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二是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邓小平讲的三要，核心是用坚持和敢于改革的人，在这个前提下摒弃个人私见，以党的大业为重，放宽视野选人。也就是说，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选准人。
邓小平强调三要是由党的新老交替、党长期执政、执政有力所决定的。
在改革开放时代选党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特别强调两点：其一，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选。其二，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实意要搞改革开放。
总之，选改革者、开放者、实干者、公认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用人原则和标准。
邓小平最后明确讲：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关于怎样选好中央领导人的五条标准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
第三篇: 党史经典故事
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 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第四篇: 党史经典故事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根据地物资严重匮乏。为解决粮食严重不足的问题，根据地军民就以南瓜替代主粮。战士们想方设法收集南瓜籽，有的还跑到破屋、大陇、黄坳等很远的地方去收集。收到种子后大家满山遍野种南瓜。
小井红军医院的领导、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也积极行动起来种南瓜，任务是每人四株。一些重伤员无法完成任务，轻伤病员就帮着分担。
有个姓赵的排长，腿部负了重伤，护士不让他出来，但他硬拿着拐杖，一拐一拐地爬上山坡，帮别人点籽浇水。一位连长伤
很重，躺在床上不能动，便把通信员叫到床边，郑重地交代：我现在动不了，请你代我种好四株南瓜。通信员笑着说：我已经种了十株，算上连长的份，已超额完成任务。
山上的老百姓看见红军种南瓜，称赞道：只听说当兵吃粮，按月发饷，但没有听过当兵的种粮，这样的部队真是头一次见到。不久，战士们种的南瓜开始长叶了，南瓜苗顺着山坡往上爬。
战士们经常去拔草、捉虫、浇肥，根本用不着领导吩咐。有时执行任务回来，也要到山坡上看看自己种的南瓜长得怎么样。如果部队下山执行任务，出去的时间比较久，当地暴动队员和儿童团员就主动帮忙管理南瓜。
秋天到了，战士们种的南瓜长得又大又好，有的一个就有四五十斤重。
有的连在丰收时，还专门开了庆丰大会，在最大的几个南瓜上贴上红纸，上面写上这个南瓜是哪个班、排和个人种的，以示表扬。当时在红军中传唱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第五篇: 党史经典故事
昌式的老红军邓丹明
蒋玉香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嘉宾
大家上午好！
我是株洲市演讲与口才学会蒋玉香，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
渌口区五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革命故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甘祖昌式老红军。
1951 年春天，一位身着北方大棉袄的人来到茶陵腰陂区大冲村，他肩上挂着一个斗笠，斗笠上印有延安二字，村上的人惊奇地称之为从延安回来的人。是的，他就是从延安回来的邓丹明。
邓丹明 18 岁离开家乡参加红军，他聪明过人、骁勇善战，长征时当过指导员。有一次，48 团政委罗章被敌军围困，增援部队两次施救无功而返，最后王震亲自点名让邓丹明带兵营救。邓丹明不负众望，将罗章成功救出。贺龙事后感叹道：邓丹明，你真是个猛子呀！于是，邓丹明就有了一个绰号叫邓猛子。
抗日战争时期，邓丹明担任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六连连长，是将军农民甘祖昌的部下，在田家庄抗日战斗中被评为特等作战模范。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后，邓丹明任后勤部汉庄大队大队长，被评为生产模范。后来，茶陵解放的喜讯传至延安，邓丹明便向党组织申请，放弃较好的生活待遇，回到家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邓丹明回到家乡，看到家乡虽然解放近两年了，但依旧是大冲连大冲，卖柴茅过冬，三天不卖柴，饿死老祖宗的老样子，邓丹明内心一股带领群众从穷困中走出来的强烈责任感油然而生。
阳春三月，邓丹明随区委书记梁彪走村串乡，着手第一项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党支部建立起来了。党员们要选举他当支部书记，他笑眯眯地说：重担子给年轻人，压得出力气来！人们关切地说：你当什么呢?他爽朗地笑着说：我
当模范兵！
后来，他坚定地履行着自己的这一诺言。支部的决议，他带头执行。党的纪律，他带头遵守。每逢外出，事先要向支书请假。1982 年 10 月的一天，湘东铁矿来人请他去矿区讲革命传统，他来不及向支书请假，回来后立即上门向支书说明原因。
他没当支部书记，却操着支部书记那份心。1956 年，大冲村在谢家冲修一座水库，以改变干死蛤蟆，饿死老鼠的穷困面貌。开工之后，邓丹明就像当年战斗在南泥湾一样，吃在工地，住在工地，每天出工最早，收工最迟，风里来，雨里去，一连 6 个月没离开过工地，更没有进过离工地 4 里路远的家门，连年节也是在工地过的。这个水库修成后，村里粮食产量年年递增，1991 年粮食亩产达到 1900 多斤。
共产党员不能忘记人民群众，要随时随地报答人民群众的恩情。这是邓丹明常说的一句话。1961 年，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家喂养了一头 200 多斤重的大肥猪。当时，每斤猪肉的市价为8 元。乡亲们在想：老邓这下可要发财了！宰猪那天，大家争着来买肉。那年头，有钱也难买着肉。但没有想到，邓丹明坚持按国家牌价每斤 7 毛 4 分钱的价格出售猪肉。乡亲们乍一听不相信，待问清是真的，谁也不买了，因为心里过意不去：这不太亏了老邓吗?邓丹明激动地说：1930 年冬天，我回村搞侦察，大家见我没吃的，这家塞给我几个鸡蛋，那家揣给我几个红薯，可谁问我要过钱啊！敌人进村了，又是乡亲们给了我保护。今天，大家有
困难，我手里有一头猪，就趁机向大家捞一把，别说这样做亏心，就是这样想也不行啊！他终于说服了大家，让全村每户人家都买了肉，一户困难户和一户五保户没来，他马上让儿媳各送去 1 斤。
1978 年，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陈外欧将军回到茶陵，召见了邓丹明，并责令有关部门补发其被错误扣除了的三等甲级残废金。邓丹明将国家补发给他的 1000 多元三等甲级残废金全部捐给国家搞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说：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江西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是啊，邓丹明是一名久经沙场的红军战士，在革命胜利后，却主动放弃较好的生活条件，回乡务农。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时时想着群众，处处为着群众，为改善群众生活、建设美好家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愧是甘...
篇四：党史故事内容大全
是一种侧重于事情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跌宕起伏的文学体裁。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党史经典故事 50 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党史经典故事 50 篇
党史故事的内容：自觉维护群众利益
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传统，也是一项重要纪律。
早在 1927 年秋收起义后，毛**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在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偷吃老乡的红薯。毛**认为偷吃一个红薯事小，可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他立即召集队伍，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其中第二条就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 年 4 月，毛**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时，又将“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项纪律，修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这是我们党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早期规定和生动体现。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只有真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才能打破敌人围追堵截，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正如毛**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因此号召大家：“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
1945 年 6 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这是第一次将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思想正式写入党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作为一项严明的纪律，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
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提倡党员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真正做到自觉维护群众利益。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本质上说也是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体现。1979 年 3 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后来，他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社会主义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党的以来，重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章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这是党章关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最新表述。2015 年 10 月，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并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党严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这项纪律的生动鲜明体现。
党史故事的内容：邓小平的“算账决策法”
于“算账”，是邓小平决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中，他通过“算账”作出重大决策的例子中，最典型的当数中国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
1978 年前后，邓小平频繁出访。他总是要求参观所访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通过实地考察、反复询问，计算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差距。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即到 20 世纪末达到发达国家 20 世纪 70年代的水平。邓小平估计，到 20 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 1000 美元左
右。为此，他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考察，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一一算账。经过考察和计算，邓小平感到人均 1000 美元可能难以达到，于是又作了调整，提出到 20 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争取达到 1000 美元，最低达到 800 美元。目标确定后，邓小平又开始计算能否按时实现。1983 年，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他反复询问的问题是：到 2000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有没有信心？人均 800 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
在不断完善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邓小平又开始进一步思考中国 21 世纪的发展目标。1987 年，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又算了这样一笔账：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 800 美元至 1000 美元，看来 1000 美元是有希望的，我们恐怕还是在 50 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翻两番，达到人均 4000 美元的水平，中国那时有 15 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 6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基本建成小康社会。2010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 2 位。
邓小平的“算账”，是一种稳妥、慎重、科学的决策方法。正是通过不断地、精心地计算，他才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重大决策，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党史故事的内容：刘伯承矢志不渝寻党记
1911 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12 年 2 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
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 10 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1912 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1913 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 1914 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 年底，刘伯承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 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1917 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五师第九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
1923 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 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 年 10 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6 年 5 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 月，刘伯承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深孚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1926 年 12 月，由于敌情变化和情况紧急，刘伯承率 12000 人分别于 1日和 3 日提前发动了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9 日，他到达顺庆，10 日他率起义军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指挥。起义震动了四川反动军阀并很快向顺庆扑来，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率部于 16日撤离顺庆；1927 年 1 月下旬他到达泸州发动民众，整顿部队。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湘派兵围困泸州。3 月 31 日，刘湘在重庆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制造“三·三一”惨案。4 月 21 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5 月 5
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并加了前言。5 月 12 日，刘湘再次“讨伐”泸州革命军的《通电》声言：“湘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污蔑，宣称“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政。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围城敌军比起义军兵力大 10 倍。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刘湘开出 5 万元的赏格要捉拿刘伯承。起义军中一些投机分子也蠢蠢欲动。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5 月 16 日，刘伯承带领两名部下一路拼杀冲出了包围圈。
何去何从？刘伯承毅然决然作出了明确的抉择：找党去！
于是，刘伯承与他的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淦化装成商人的模样，离开了泸州城。一行三人经大足、达县穿越秦岭，途中遇到土匪抢劫，猛虎挡道，但都被他们机敏勇敢地战胜而化险为夷。一路上虽然历经了千难万险，但刘伯承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讨饭，也要找到党！
起初，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富顺城下。看到城墙上贴着一张五尺见方的大纸“通缉令”，上面醒目地印着自己的画像，言明悬赏 5 万元大洋换取自己的人头。他风趣地对两位部下说：“富顺城不能进了，把 5 万块大洋留着以后花吧！”他们三人钻入密林朝荣县方向走去。
快到荣县时忽然前面来了一乘小轿和一列马队。轿子里是敌军师长兰文彬。刘伯承等警觉地停步迅速隐蔽起来。一个士兵上前禀报道：“报告师长，荣县到了，还没有找到刘伯承。”敌师长没好气地命令道：“刘伯承惯于声东击西，快！给我搜！”躲在丛林中的刘伯承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待敌军马队过后，他们趁机向山里走去。
后来，刘伯承等一路奔波来到了川东的达县。在山谷中他们正行走着，突然前面窜出四五个彪形大汉，手持大刀拦路抢劫。韩百诚、周国淦眼疾手快地拔出手枪，刘伯承乘势大声喝道：“我们手里有枪，快放下屠刀！”那几个土匪见来人气势不凡，立即放下大刀叩头求饶。
后来有一天，他们正行走在一座高山密林中时，冷不防在半坡上遇到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老虎来。周参谋连忙掏出手枪，对准了那只凶猛的老虎。刘伯承上前急忙阻拦说：“不要放枪，以免惊动了它。老虎也是怕人的，跟我慢慢绕过去。”随即，刘伯承一行机智地躲过了老虎，登上了渡船。刘伯承长舒一口气幽默地对老虎拱拱手说：“老虎，老虎，多谢了，这回没有帮倒忙。”大伙都放松了紧张的心情大笑起来。
1927 年 6 月中旬，刘伯承等人终于翻山越岭来到了西安。但他们已身无分文，幸而有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的接济，帮他们筹集路费，他们才经郑州最终到达武汉，找到了党组织。
朱德握着刘伯承的手，深沉而又兴奋地说：“伯承同志，你们辛苦啦！你来得太及时了！”
泸州顺庆起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 167 天，为北伐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的舆论称泸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说：“四川的同志表现非常英勇，革命暴动的经验要推向全国去。”萧克讲：泸顺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若俄国 1905 年 2 月革命是 1917 年 10 月革命的预演，那
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泸顺起义除了让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共尝试了武装斗争及创建新型军队外，还发现了刘伯承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党史经典故事 50 篇
梁斌从 1948 年底到 1952 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 1952 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
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
篇五：党史故事内容大全
经典故事(15 篇)党史经典故事篇 1
1956 年 9 月 17 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 21 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 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 50 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
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 90 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党史经典故事篇 2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
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党史经典故事篇 3
1949 年 1 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 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党史经典故事篇 4
梁斌从 1948 年底到 1952 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 1952 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 年 11 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
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 多斤，徒步 300 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 120 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
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 5 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944 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 5 支，他自己也留 5 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党史经典故事篇 5
毛泽东一生热爱山水，工作之余，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拐杖，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只要合用就行。在众多拐杖中，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
毛泽东喜欢杭州，称杭州为第二故乡，生前先后 40 多次来杭州。20 世纪 60 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登丁家山，上山前，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简单处理了一下，当作拐杖，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郑重地问工作人员：“这根竹子有
没有付钱?”工作人员回答说：“老乡本来不收钱，但我们还是付了。”毛泽东很高兴，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毛泽东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要带回北京去。
后来，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还是外出视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的拐杖。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曾有人给毛泽东送精致的拐杖，但是他却从不留用。对于从野外带回来的这根竹拐杖，他却敝帚自珍，视为珍宝。
有一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考察，随身带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过的竹拐杖。其间，越南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访问，到长沙拜见毛泽东。毛泽东与胡志明交情很深，两人相见甚欢。有一天散步时，胡志明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交换拐杖，以资纪念。毛泽东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致的拐杖，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风趣地说：“就这根打狗棍跟你换?换不得，你的太漂亮了。”胡志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带着遗憾回去了。
生活作风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好恶问题，还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精神品格的具体反映。生活俭朴是毛泽东的一贯本色，他不太注重物质享受，一向严格要求自己，拒奢侈崇俭朴。他的拐杖就是最好的说明。
毛泽东喜欢拐杖，宁可拄杖徒步，也不愿坐担架，更不愿坐轿子。
1947 年 3 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其时，他肺炎初愈，身体虚弱。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难，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可他坚决不坐，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毛泽东不坐担架，这让大家很伤脑筋。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送给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
晚年，毛泽东的登山爱好没有改变，但他有一个原则即上山不坐轿。有一次，
毛泽东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火车到了安徽，张治中建议毛泽东上黄山看一看，毛泽东心有所动，但是，当他得知不能开车上山，只能坐轿登山时，就毅然放弃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轿”。
很多人对毛泽东不坐担架、不坐轿子感到不解，对此，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毛泽东不能坐!”
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他比谁都更有权力和条件要求好的...
